来源:新华网甘肃频道

    自2006年起，桂剧、黔剧、花灯戏等一个又一个地方剧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地方剧团演员仍坚守着舞台，在年华流逝中延续这些古老剧种的生命。

    随着人们文化娱乐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地方戏能不能从流行文化的冲击中突围，避免“走进博物馆”的命运？

    前不久在杭州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南方片）展演期间，记者与来自南方各省、市、自治区基层剧团的团长座谈，他们在地方戏剧创新探索中的苦和乐令人动容；围绕传统戏剧的未来，他们的忧虑和思考发人深省。

    三大创新能否开辟市场新空间

    为挖掘地方戏的市场价值，不少地方剧团大力推动艺术、人才和机制方面的创新，探索开辟新的市场空间。

    不少观众注意到，今年地方戏优秀剧目展演有一个不同于往届的特点：表现当代题材的剧目占了一半以上，例如讲述当代农村生活的黔剧《大学生村官》、反映汶川地震后年轻人思想和生活变化的湖北花鼓戏《生命童话》。

    除了用传统戏剧表现当代题材外，民族、现代等艺术元素渗透其中成了此次展演地方戏的另一大特色。云南花灯剧团前来参演的现代花灯剧《梭罗寨》讲述改革开放之初一个孤儿在乡亲们的关爱下靠勤劳致富，为报答养育之恩她提出乡亲们“电灯不要钱、碾米磨面不要钱、种子不要钱”；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这“三不要”规则依然存在。

    这台戏堪称艺术形式融合的典型，不仅有传统花灯剧的元素，还加入了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及现代舞、歌剧、话剧等形态。云南花灯剧团团长孙晋昆说，“如果一个戏只有老年人爱看，它岂不成了‘夕阳艺术’？我们在传统戏剧中嫁接现代手法和多种艺术元素，归根结底是为了拉近与年轻观众的距离。”他坦承，目前的效果还说不上非常明显，在戏剧界还引发了争议，一些中老年观众甚至发出“这还是花灯戏吗”的疑问，但年轻观众的反馈令人鼓舞，他们表示乐意接受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戏剧。

    同样由该剧团演出的《云岭华灯》则在保留花灯歌舞形态基础上淡化了情节性，突破传统花灯剧的结构，采取具有现代感的跳跃式结构。孙晋昆说：“过去观众喜欢看有头有尾的线性故事，现在喜欢看跳跃式的、纯审美式的表演。”这个剧目已成为剧团的保留剧目，四年来已演出近六百场，曾远赴瑞士、美国演出，近期还有望赴香港演出。

    在从事艺术创新的同时，曾经深受人才断层与人才流失困扰的地方剧团也在积极探索人才创新。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院长吴培义欣喜地说：“在我们这里，‘９０后’演员已经亮相舞台担纲主力。”

    “剧院在十几年前就在考虑培养接班人了，但是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缺生源，社会发展道路多了，很少有家长愿意让孩子来学戏。”他说，“学钢琴、长笛、小提琴，见效快，有名有利。而戏曲一方面对形象、身段、嗓音、综合表现力等要求极高，另一方面社会认知度正在逐年降低。”
１９９５年，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第一次招生，发通知，做宣传，在电视广播上大造声势，结果只有不到１０人报名，接下来连续三年都招不到人。吴培义说：“我们反复研究，想到一条特别的路子，即与综合大学联合培养，而不走传统的艺校路子。学生毕业后拿的是普通高校文凭，而不是艺校文凭。”

    首批定向招生的４０多名学生２００１年进校，中途有２０人因吃不了苦或违纪被淘汰，２０多人品学兼优，２００５年毕业后进入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现已成为重点剧目《生命童话》的主力演员。他们在校时不仅接受戏曲基本功训练，还学习舞蹈、音乐、文化、英语、自然与人文科学等课程，素质相对全面，受到各界高度评价。文化部有关负责人充分肯定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的人才培养方式，认为其探索为解决戏剧人才断层和单一培养模式问题闯出了一条新路。

    地方剧团还纷纷创新机制，开拓市场。一位剧团负责人说：“作为艺术门类的一种，地方戏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真空’。我们以前老是怕市场，对市场没有信心，因此光找各种客观原因，而不从自身找原因，这要不得。要走出去、走得稳，就必须转变运作机制，借鉴其他行业、领域的成功做法。”

    云南花灯剧团团长孙晋昆说：“五年前，我们专门成立了‘市场策划营销经营部’，它的任务是完成１５０场演出指标，完成之后即可享受相应待遇。这个部门的一部分人员是团里的演职人员，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广告公司、演艺集团，以聘用的方式发挥他们的作用，效果很好。”

    避免地方戏“走进博物馆”，政府如何作为

    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已经约有一半的地方戏剧消亡。在全国，几乎每年都有剧团解散，而这些团的解散往往意味着剧种的衰落，如杭州的杭剧、湖州的湖剧等，都已经消亡。贵州黔剧团被喻为“天下第一团”，就是因为它目前已成为孕育黔剧的唯一母体。剧团党组书记董燕丽说：“来杭州演出前，团里已退休的老同志都不遗余力、不计报酬地帮助创作、排演新戏《大学生村官》，就是出于对黔剧的感情，这些老演员说，如果不这样卖力干，黔剧的发展很快就会停步，甚至会消亡。”
近年来，在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抢救下，一些剧种正在逐步恢复，例如甬剧、瓯剧、姚剧、绍剧、调腔等。

    接受采访的地方剧团负责人对政府近几年来的支持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来自政府层面的支持对地方剧团的生存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前些年，在政府引导和帮助下，地方戏剧界不遗余力地改革与创新，既包括艺术本体的改革，也包括剧团人事、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海南省琼剧院院长陈军说：“社会文化其他领域推进的制度变革，在地方戏剧界同样风生水起，比如耳熟能详的干部‘海选’、考核上岗、多劳多得、拉开收入档次等等。”

    据他们讲述，不少地方剧团的经营出现了明显好转的迹象，演出场次多了，有的剧团一年演出３００场，相当于“每天都有戏”；过去团里日子紧的时候甚至发不出演职员的工资，现在不仅“发得出”，有时也能“发得多”了；演职员的积极性高了，为戏剧进一步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贵州省黔剧团团长朱宏、云南省花灯剧团团长孙晋昆告诉记者，每次到基层演出，场场爆满，“房顶上、树上都有人”，作为地方戏曲界人士，从这个现象中获得了莫大的信心与激励。

    几位剧团团长谈到，走市场是戏剧发展必由之路，地方戏曲界对此已形成共识，并且越来越有紧迫感。此前境况不太乐观的地方剧团已经被“扶上了马”，如果“再送一程”，将好比打上一针“强心剂”，在市场中的生存发展能力有望进一步提高。

    地方剧团特别渴望政府在制度创新层面给予指导和帮助，“制度创新比拨款、送演出票更有用”。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得以实施并见效，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支持引导。院长吴培义介绍，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与剧院签订协议，武汉市有关部门也对剧院人才培养给予全程指导，给定向培养的青年演员吃了颗“定心丸”，增强了地方剧团对人才的吸引力。

    令人欣喜的是，广西、海南、云南等不少地方还创造性地在旅游、侨务工作和民族文化保护工作中发挥地方戏的作用。海南省琼剧院院长陈军说，海南打造“旅游大省”，我们戏剧界建议将琼剧列入发展旅游的规划，既有利于地方文化发扬光大，又能增添海南旅游的文化魅力，这项建议已经被采纳。

    在广西桂剧团，还建立了“国家级广西桂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并有专门的“传承经费”用于保护、传承地方剧种。团长龙倩介绍说，一个是静态基地，主要是文字、历史图片、戏服等物品，去年文化部“非遗”保护专家来调研时，惊讶于我们保存了２００多个剧本；另一个是动态基地，主要包括演出剧目、保留下来的折子戏以及影楼阁。

    接受采访的基层剧团团长还谈到，文化的发展有其特殊规律，对有些濒危剧种，是否可考虑采取日本对能剧那样的保护性措施？他们还呼吁，对市场化的理解应更全面一些，不将市场化简单等同于票房收入，在地方戏走市场的过程中力求避免“泛市场化”、“泛娱乐化”倾向，同时夯实地方戏剧的群众基础，充分挖掘市场价值，促进地方剧团尽快走出政府“襁褓”、走进市场“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