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梆子，原名上党宫调，兼容上党昆曲、锣腔、卷戏、皮黄等子剧（曲）种，流行于山西东南部，是山西省四大梆子剧种之一，上党戏剧的代表剧种。关于上党梆子源流及其定型，诸多从事戏剧研究者皆是根据某一种传说进行阐析,各执一词，难归一是。笔者谨就众家所言发一孔之见。

    一、上党宫调的渊源

    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诞生，是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趋于定型和完善的。而今一些探求上党梆子源流之说，大都限于某一传说和有文字记载的某一历史时期的剧目、某一剧目的演出记载讲起。殊不知中国古代戏曲的演艺活动大都是在宫廷娱乐和庙宇琳宫的祭祀或庆奠活动中，曲牌、剧目都是口口相传，专门载述戏曲或剧目的文字极少。研究一种文化现象的源流，应把这种文化现象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探究其原委，不应局限于就某一传说和现能见到的某一载述演出过的剧目和演出活动进行研究和定论。如果说戏剧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各种元素综合而成的艺术这种认识没有大错的话，那么探求包括上党梆子在内的中国戏剧的渊源，则应从远古文化说起。

    人类在原始社会之际，为着生存和生产斗争的需要，必然地要进行一些赖以生存的生产劳动和猎食活动。在劳动和猎食活动中为达到动作的一致和协调而呼嚎；对劳动和猎食活动中一些动作和技能的锻练与模仿；在沟通交流情感中的口头及肢体语言表达；在戏耍中表露情感的物体击打发出的声音等。这种为达到动作的一致和协调的吼嚎衍生了歌唱；劳动和猎食活动中的举手投足衍生出舞蹈；攀爬戏耍衍生出杂技；物体的击打衍生出器乐演奏。再加上原始人类的天地崇拜、图腾崇拜、动物崇拜和人鬼崇拜的祭祀活动的蹦跳、吼嚎、祈祷等，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远古人们的文学、歌、舞、乐、艺等。因此，包括上党梆子在内的中国戏剧导源于原始社会人们的吼嚎、蹦跳、击打、戏耍等会意模仿自然与社会形态、表情达意的肢体和语言符号。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古代国家的产生，民间歌、舞、音乐、技艺和口头文学于周代进入宫廷，实现了随意的歌吼、舞蹈、击打吹奏向渐成轨制的乐伴舞、歌的飞跃，形成了初步规范的宫廷歌、舞、音乐等曲调，是为宫调。不同地域的古代国家宫廷的曲调冠以不同国名的宫调。各种宫调是宫廷曲调这种艺术形态不同的流。周代，由民间进入宫廷上升为宫廷艺术形态，应用于各种庆典和祭祀活动的曲调，制定为音乐上的一种规制，即所谓由音乐的主音确定为“宫、商、角、徵、羽”五声调式。之后，又把音乐分为七音（上、尺、工、凡、六、五、乙）、十二律（即：黄钟、大吕、大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鈡、夷则、南吕、无射、应鈡），七音乘以十二律泛生出八十四调。把十二律称为宫，其他的都称为调，宫决定调，依然是宫调本意的延伸借用。因此，音乐音律中的宫调和作为曲名的宫调既有相同之处，又不能混为一谈。上党宫调亦因衍生于古上党国宫中的的曲调而名之。

    据现代考古发现证明，在上党地区就出现过黎侯国、潞子婴儿国、西燕等古代国家。秦始皇剪灭六国后实行郡县制，把天下分设36郡（现代研究表明，至少应为50个郡）上党置上党郡。上党宫调无疑是古上党国的遗脉，是中国戏曲一支重要的流。

    1959年，沁县南涅水村出土了北魏至宋的佛事活动造像石刻100多件。其中一块高82厘米，宽20—60厘米的六魏刻佛像，四周有百戏浮雕。虽年代不清，但隐约可辨出者12人可分为演、奏两类：有的爬竿，有的倒挂，有的仰垂，有的双臂倒立，双脚玩物，有的后仰，还有一人玩杂耍，一人表演长跷，姿势各不相同；有的吹笛，有的鸣锣，似在演奏。

    1960年，长治市分水岭战国古墓葬中，发现编钟10件。1972年又在同一地方战国古墓中，发现青铜鼎、石磬和两个青铜俑。此青铜俑高12厘米，侏儒形象，着紧身矩领敞腰膝短袖衫，表演形态。  

    1983年，潞城县潞河村战国古墓中，发现编钟、编磬、佣钟等乐器。 　　

    平顺县大云寺有一座后周时的舍利塔，塔上雕七幅乐舞伎浮雕，乐器有横笛、拍板、觱篥、琵琶、笙、磬等。这个寺院里的五代乐舞壁画，形象生动。这些考古发现和石刻上雕刻的歌舞、器乐演奏等形态并不具备后世戏剧所具有的主体要素，也不可与后世的戏剧相等同，但绝不可否定对后世的戏曲发展产生的影响。

    上党梆子在秦代或之前，作为宫廷艺术形态的宫调和民间文学、歌、舞、乐、艺等得到长足发展。《诗经》里载记的“风”、“雅”、“颂”，《楚辞》里的“九歌”等用于祭祀天地、鬼神和娱乐活动歌舞的唱词就是明证。从春秋战国到汉代，祭祭祀天地、鬼神和娱乐活动的歌舞又逐渐演变出为人所娱的歌舞。到了隋代则出现了“康衢戏”。清姚燮《今乐考证》中说：“戏之始，涵虚子云：戏曲之隋始盛，在隋谓之‘康衢戏’。”从姚燮的这番考证结论中，可以看出中国戏曲在隋代已处在萌芽状态。入唐之后，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踏摇娘”等歌舞，呈现出中国戏剧的初级形态。上党梆子亦或脱胎于此时。

    上党地区民间广传：“上党歌舞先梨园”，“咱这大戏（旧日，上党地区民间称上党宫调为大戏，可能较之于本地的其他地方剧曲种而言。）是从宫里传出来的。”至于是哪个帝王的宫，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第一种说法是上党宫调是从晋南某古代国的宫调传入的；第二种说法是唐明皇在潞州任别驾时创辟的；第三种说法是宋太祖代周后讨伐李筠时从宫廷带过来的；第四种说法更为滑稽，说是萧太后从辽国宫中传入的；第五种说法是明代在潞州就藩的沈王改革宫调创辟的。另外，还有一些研究上党戏剧的专家学者撰文说：“北宋时,首创诸宫调的孔三传就出自上党的泽州,他所创制的诸宫调对于北杂剧表演体制的形成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明末清初，孔三传传入上党宫调”……

    其实，以上这诸多的说法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上党宫调源远流长。上党宫调在孕育成长过程中吸收、借鉴过晋南某古代国和其他一些古代国的宫廷曲牌和曲调是不容存疑的。但是，上党宫调是以古上党国或黎侯国、潞子婴儿国所遗的曲调为主音律的。否则，就不会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构成其上党宫调了。

    宋太祖代周后讨伐李筠确曾亲临泽潞征战，在泽潞滞留为时并不长，不可能前来征战从宫中带出艺伎传戏曲于潞泽，此说显见不能成立；对于一些文章所说由北宋时泽州的孔三传首创诸宫调也经不起考究。宋代初，上党地区稍具规模的庙宇寺院内就已建有舞楼，舞楼就是戏楼，主要用于唱戏的。不可能诸宫调未创就提前建戏楼，也不可能一传入就建戏楼。一种戏剧首创和传入是要经过长时间的传播、改革、改造、培育才能成熟，而后搬上舞台。说是明末清初孔三传传入更是空穴来风。宋时上党地区庙宇寺院内就已建有舞楼唱戏，明清传入怎能让宋代唱！况宋三传到底是何时代人都难以确定，此传不可采信。

    至于辽国的萧太后，是辽国圣宗之母，她本人及属僚并未涉足过上党，绝不可能无故把辽国的宫调传至上党。

    明太祖第21子朱模，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为沈王，永乐六年（1408）就藩潞州，明嘉靖八年（1529）潞州升为潞安府，几代沈王在上党为治200多年。明朝规定，亲王就藩，皇帝恩赐若干曲本（剧本），准允在王府里设专门的戏班供娱乐和庙会、庆典等演出。沈王就藩潞州既有专供王府娱乐和庙会、庆典等戏剧和戏班，何须把明廷中的宫调带到潞州改创为一新的剧种？以上诸说均不能使人信服。

    如果说是唐明皇创辟上党宫调还是值得重视的。唐明皇不仅是一位治国理政的圣明君主,也是一位音乐、舞蹈、戏曲天才，自幼酷爱艺术，对音乐、舞蹈等十分精通，器重和善待各种艺人。不论是巡游还是到一地任职，颇爱结交音乐、舞蹈和戏曲人才。如遇技艺高超者，勇于俯身为学，对于善学求艺者，不吝授之以技，还经常参加到各种表演和演奏当中。唐明皇在潞州任别驾时，经常肇迹民间，广征博采，搜集各种音乐、舞蹈素材，延揽各种表演、吹奏艺人，把民间文学、音乐、舞蹈等据州府以规整，集散碎以成形，奠定和创辟了上党宫调是有可能的。后晋刘昫所著《旧唐书》中印证：“景龙二年（708）四月，兼潞州别驾。”“废太子瑛，玄宗第二子也，本名嗣谦。瑛母赵丽妃，本伎人，有才貌，善歌舞，玄宗在潞州得幸”。唐明皇在潞州任别驾时不仅创辟了上党宫调这一剧种，还纳有才貌、善歌舞的赵氏为妃，生了一皇子名瑛，曾立为太子后被废黜。这就足以说明，唐明皇创辟上党宫调并非空穴来风。

    唐明皇登临终极后，据以在潞州创辟上党宫调的前鉴，在宫中创办了梨园，推动中国戏剧产生了巨大飞跃，戏剧行当趋于齐备，中国戏剧初具雏形。谢阿蛮《论戏始末》中载：“至唐明皇，选良家子弟于梨园中演习戏文，分为：生、旦、净、末、丑、外、小生、小旦，此八为正；而后增：副净、作旦、贴旦、老旦，共十二人为全角，余者供奉侍从者，现身说法，表扬忠、孝、节、义、才子、佳人，离合、悲欢、扬善、惩恶此亦大美事也。至宋、元则尤盛矣。”上党宫调作为一剧种在唐明皇创办梨园之前，中唐时业已成熟。

    现今上党地区尚存有许多历史遗迹方可佐证：沁县灵泉寺存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和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的两座经幢，遗有艺伎演奏和乐舞图，呈乐伎11人，舞伎人2人，乐器有笙、笛、觱篥、琵琶、古琴、拍板等；高平市开化寺存宋神宗熙宁六年至宋哲宗绍圣三年（1073～1096）的壁画，两个舞枝翩翩起舞，12名女乐伎各执乐伴奏；沁县文史馆存有一座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威胜军关亭侯新庙铭碑，碑阴刻有“三殿三间，舞楼一座”的文字；平顺县东河村九天圣母庙存有一通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重修圣母之庙碑，碑文中载有元丰三年（1100）“命良工再修北殿，创建舞楼”的文字。舞楼绝不是仅供轻歌曼舞的演出，主要还是为神灵演出戏剧的场所。这些，不难窥见上党宫调在宋之前已基本成形。

    二、上党宫调的流

    上党宫调以梆子腔为主，兼容上党皮黄、昆曲、罗腔、卷戏等曲调和子剧种，是上党宫调创辟之后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衍生的不同的流。

    梆子腔：是上党宫调的主体之流，以使用梆子击拍而得名。清代李调元《剧说》：“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梆子腔在上党宫调中居于主导地位，广泛吸收了上党地区民间歌唱、舞蹈、演奏的高昂激越、粗犷豪迈的地域特色。1954年，上党宫调改名上党梆子。

    上党昆曲：源之于上党宫调的若干曲牌，是由上党宫调中析出成长起来的，在上党宫调的发展、基本定形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不同于上党锣腔、卷戏、皮黄，在上党宫调诸子剧种中最为典雅高贵。旧日，上党宫调演员必须会唱昆曲，否则绝不会成为“头台”。凡上党宫调演出，上午依例为上党昆曲。

    上党皮黄：由上党宫调的“西皮”、“二黄”曲调板式衍生，早期曾吸收借鉴了源自于湖北省黄冈、黄陂的“湖广调”和陕西省的“西秦腔”的韵律。延至明末清初又融入了“京二黄”的韵律，成就了上党宫调的一个委婉高雅的子剧种。

    上党锣戏：原是上党宫调的一个曲牌，后发展为一个剧种，乾隆年间成书的《歧路灯》中载有“泽州锣戏”的内容。咸丰年间之后，只在晚上演出约定剧目前后，由学徒演出“搭戏”和“赠戏”。

    上党卷戏：上党宫调的一个曲牌衍生而出，也有人考证主要是宋代上党地区宝卷、宣卷的变异。亦为上党宫调的一子剧种。

    以上这些上党宫调的子剧（曲）种，多是由上党宫调戏班和团体出演，间或有专一的演出班社和团体。

    上党宫调在山东菏泽地区和河北永年县还有两个嫡亲姐妹剧种，一个是山东枣梆，一个是河北永年西调。清中叶，上党地区大旱，上党宫调戏剧戏艺人游艺于山东菏泽、河北永年一带谋生，把上党宫调戏剧播于客土，并开科授徒，上党宫调在异地生长，经当地戏剧艺人长期的艺术实践，改革创造，形成了新的剧种，并得以传承发展。这是上党宫调在本土之外派生出的两个支流。

    有明一代及至清初，上党宫调敞开胸怀，引入了大量的民间音乐曲牌和庙堂音乐、民间敬神社事活动的表演等艺术元素，羽翼更加丰满，戏剧演出的置景、化妆，表演上的唱、念、作、打，手、眼、身、法、步等逐步得以程式化，并发展为潞府派和州底派两大流派。潞府派（上党地区北部，今长治市区域）的行腔、伴奏沿袭上党宫调一以贯之的粗犷浩荡、激昂奔放；州底派（上党地区南部，今晋城市区域）则缘于地理环境、文化影响的因素，融进了南戏行腔、伴奏的元素，粗犷中不失细腻，激昂中兼有委婉。

    清末民初，上党宫调走向了繁盛时期，上党宫调的几个子剧种快速发展，民间戏剧班社日益增多，上党及周边地区村社戏班几近上千，农闲、庙会、社事、庆典、婚嫁、丧葬等无不演戏。上党宫调在上党地区独领风骚。

    民国之后，上党宫调在本土的“梆、昆、锣、卷、黄”五支流，惟梆子腔占据主流，“昆、罗、卷、黄”渐趋消亡，上党皮黄等在上党梆子演出时间有剧目出演。

    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上党梆子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确信上党梆子的“昆、罗、卷、黄”子剧种定会一并予以抢救保护。

作者：太行山老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