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离婚结婚

    从哈尔滨回来后，家里一切都由弟弟支撑着，那时和军人离婚是不允许，军人提议离婚才有可能离了，我们之间就一直僵着。
    五三年的秋天，他从部队转业回家了。一出来，他直接到剧团来找我，我呢？每天和打游击一样，东藏西躲，每当演完我的角色，剧团就有人来将我接走，可他一直跟着，连下乡演出也去。后来他走了。
    我仍想离婚。在拖延中，我开始赚钱盖房，以防我离婚后弟弟没有去处。我结婚后，弟弟也跟着去了我婆家，父亲竟将家中所有的一切都搬到了对门女家，也就是我的婆家，家里的房子由我哥住了。
    由我的姐夫领工，房子很快就修好了，三间小楼房。这时我托人给弟弟说媳妇，当年就给弟弟完了婚。
    女方是东山村的一个长相不错的十八岁的姑娘。
    五六年的春天，我曾又一次向他提起离婚，遭到拒绝。从北京回来后，已到了阴历八月了，我再一次给他打了电话。
    当天晚上，他匆匆赶来，开口就说，他同意离婚了。我什么也没要，把几年的积蓄全部搭进了他家，一分也没有留给自己。
    第二早晨，我们办了离婚手续。
    当时离婚不象现在这么复杂，左调解右劝说的，不忍使一对夫妻散伙。那时管离婚是在民政科办理手续。一进门，填个表，双手各按一个手印，把表一撕两半，一人一半，就宣告一个家庭解体了。
    一出门，我感到了一种卸下包袱的轻松感同时心里又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淡淡的，他似乎很平静，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到我家去坐一会吧！”刚说完，又叮嘱说：“千万不要让母亲知道”。
    我点点头。
    坐了一会儿，饭做好了，我吃了碗饭，也许是解除了婚约，好像是在别人家做客一样，心里相对没有了往日的别扭感，你说怪不怪？
    我成了自由人，但也随之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原来是军属时，虽然一个人住在剧团，但很平安。如今是独自一个，保护伞没有了，说媒的、不安好心的、想坏点子的就出来了。
    我刚离婚时，刚满二十四岁，人长得也精神，个子高高的，有一米六七左右，梳两条长达膝弯的大辫子，加之有些名气，说媒的很多。其中有好几个在区上当科长，有的通过媒人，有的就亲自上门求亲。
    那时人们喜欢看戏，但看不起演戏的。有许多演员成就不低，但一和干部结婚，对方就不让其再干唱戏这一行，重新安排了工作。
这样一来，我嫁给谁就成了剧团的心病。
    为了阻止我嫁到外边，他们就在剧团替我操起心来。一来二去，他们发现我和同生比较能说得来，年龄又差不多。支书刘喜科和落子团的李淑珍就自荐当介绍人，说来也怪，一说这事，我俩竟都同意了。
    这一定是老天爷在天上敲定好的，不然怎么都没二话呢？
    那第一次婚姻怎么解释呢？
    我想，那肯定是老天爷打了个盹，他的手下乱点的。
    有时我觉得中国人的最大悲剧是一心为别人活着。活的是那么累。
    明明自己穿上这件衣服很好，但不敢穿，先考虑几十条别的想法，别人会不会说不好，别人会不会说我老来俏，别人会不会由此而生发出这衣服是谁买的，谁送的，什么关系，以至衣服放回箱底如何等等。
    我们常说，瞧人家外国人，穿的如何，用的如何，脸上抹的什么，明明知道自己抹上穿上用上也会生辉增彩，但别人……
    我的恋爱也是这样。
    谁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呢？
    人间爱情是人类的永久话题，保留剧目。谈过的，正谈的，没谈的都在谈别人，以至不正常起来，把人世间最纯洁最正常最值得全身心培育的爱情之花应有地位放在了不光彩地方。
    凡谈者必低人一等。
    凡谈者必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躲躲闪闪。
    我们的接触比解放前的地下活动还要谨慎万分。由于不敢公开接触，常常一个眼神就代表了千情万意。不敢当人说话，怕什么？怕别人说闲话，闲话导致名声臭。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名声，可是独身或者不独身，都免不了被人说，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过这包袱呢？
    没有统计，但八九不离十。
    常常有这样的事，真有事的不怕人说，没有事的却怕人说。
    有时在院里遇上，双方视如陌路，目不斜视而过，只因夜幕没有降临；晚上散戏回住地，两人边聊边走，只因落在后边且伸手不见五指。
    就这样谈着、谈着，到了腊月十九，我们要结婚了。当时在长治的四五个剧团都来参加我和同生的婚礼，高平来了十几个老乡，区上来了许多老干部。那时习俗不象现在，十块、二十块钱都觉得小气，我收的礼是十几块，上写有“恭贺新喜”等字的玻璃匾和一块缎被面，就这已感到脸上相当光彩了。
    婚礼在剧团的院子里举行。总团书记王仲文主持了婚礼。
    我身穿一身呢子衣服，上穿咖啡色衣，下穿绿呢子裤，蓝灯芯绒鞋，脖子上围了一条粉红色长围巾，两条辫子光油油的垂到膝盖，郝同生则穿了一身黑毛哔叽，围一条古铜色围巾，留着青年头式发型，加之是喜庆之日的缘故吧，脸上泛着红光，显得十分英俊、潇洒。
    然而，我引以自豪的辫子令我大吃苦头。虽然姑娘们争相留大辫，但辫子又不能拽长，我的辫子则引人羡慕了。谁知还没进洞房，就被剧团能乱的人围住了，拉来拉去，竟有人将辫子缠在我的脖子上，一圈一圈，像绞井绳一样把辫子全缠在脖子上，并用力拉着。
我窒息了，感到无数金花飞舞，憋得……我一下子软下来瘫倒了。同生一见这情景，一下子火冒三丈，挥拳就打，别的人就赶紧把我抬起来放到床上。当然，很快就回过神来，不然，就没有今天的这啰嗦了。
    同生是潞城县人，而潞城闹洞房的习俗很可怕，令人头皮发麻。有很多闹洞房的举动让人无法接受，以至第二天不敢见人，脸皮薄的非自杀不行。
    有一天晚上，我演出回来，那时我和同生还没谈此事，刚一进门，有人就喊我：
    “吴团长，你快来看！”
    “干什么？”
    “快来看××闹新房。”     “真的？”
    我进去了，别看我结过婚了，但那时我的情况特殊，没有人瞎起哄，也没有真正像别人说的闹过洞房。加之自己婚姻的不和谐，以后我从没心思去观看这种热闹。今天别人一叫我，又是回房间，顺路，我就踮起脚尖，透过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人群，我看到了一幅令人难堪，可说是愚昧至极的场面，都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描述，我扭头走了。
    这时轮到我们结婚了，那令人难堪的场面一直在我眼前晃着，同生是潞城人，看到的闹洞房场面就更多了，他能不害怕吗？
    天一黑，闹洞房的人就在四处喊着找着，满院都响着同一个声音：
    “同生”、“同生”。
    后音拉得很长很长，这一叫就叫到天亮。
    我的新婚之夜就这样度过了。
    新年到了，我头一次没有回家，我们两人在剧团过的年，团里专门有人为我们做饭，拉面、擀面、饸饹想尽了花样。
    剧团的人走光了，院里没有了往日的噪音，显得冷冷清清，树枝上光光的，没有留下一片树叶，偶有寒风刮来，发出枝干相碰的“吧吧”声，院子里有几只鸡在啄食着地上残留的食物，麻雀也偶尔加入之中，连人走近了也不起飞。
    然而，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心旷神怡的日子。练功，在一起；聊天，说一块。我以为，我的幸福永驻，我的爱人会给我带来无穷的欢乐和坚实靠山一样的胸膛。
    我想错了。
    不久，他成了“右派”。
    接着，无穷无尽的斗争开在我娇弱的、需要爱人保护的身上。
    不瞒你说，这辈子我从没有向我的老朋友提起过我的丈夫，提起过“同生”二字，就是别人先提，我也急忙找话岔绕过去，让我说，我说什么呢？说他二十四岁当“右派”，然后打井，然后……无法说。
    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在滴血。
    你说我苦恼不苦恼。
    然而，苦恼还不只这些。

                           十二  祸从天降

    过了初五，同生就回落子团了。
    剧团的人都没家，全住集体宿舍。结婚时做的几条被子和褥子没地方放，只好放在剧团仓库里，和道具、戏装、布景等为伍。他来时，将被褥搬出来，住到门房。这种情形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同生都靠了边，这时剧团结婚的多起来，在集体要求下，我才有了半间房子，这是后话了。
    假期一结束，开始排《三关排宴》，温喜云的佘太君，郭金顺的杨四郎，我演肖银宗。同时加工了《皮秀英打虎》，带着这两台节目，我们参加了山西省第二届戏曲汇演，我得了一块奖章。
    回来后，天渐渐热了，剧团正在阳城演最后一个台口，同生扛着行李赶到了。一问才知，他已调到我们团。
    接到赶沁水台口。
    沁水也特别热，连日赶台口唱戏使我渐渐感到体力不行了，头昏目眩，冷汗一阵阵地往外出，浑身软绵绵的，说不出的难受。
    我终于病倒了，倒在演出即将开始的时候。团里做饭的师傅急忙为我做了酒和红糖放在一起的偏方灵药，喝上我就昏睡过去了。
    等我醒来时，身边围着医生等一干人，一问，《皮秀英打虎》早已演开了，（已有人代我上场了），其余人加上同生就往女宿舍送我。剧团这时较乱，有一些演员被分回高平了。这天我的几个师兄也来向我道别，因为回高平的几个演员中有他们的名字。
    谁知第二天就出事了。我一出房门，就见剧团人三人一堆，俩人一伙地小声嘀咕着什么，一见到我却又马上闭口，没什么事似地散开了。最后才听说人们议论的是支书的私事。
    剧团中这种男女事很多，今天传他明天讲她，茶余饭后，人们总是谈点什么才能活得自在。然而支书竟将这事加罪于我，说我那天得病是假，躲在楼上听窗是真。
    天哪，那天我只缺到阎王爷那签名薄上划勾这一道手续了，哪有心劲儿去管牛郎织女相会之事？
    然而，这件事上到党支部会议，说我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怎样怎样，让我站在台边，一直批评了万荣、侯马、龙华三个台口，最后结果：记一大过、两小过。
    但我一点也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实在叫人想不通，我就让同生给当时的文化局长徐飞写了封信，力求讲清这件事。
    信走了，人还得唱戏，一直到十月，剧团整个拉到了长治干部文化补习学校。
    文补校所在地恐怕是长治市的最高点。从门口出来大约一百米平路后，就是一个大陡坡，从下走上去还会气喘吁吁，附近居民大都是回民，有一清真寺。我们就在这里开始了反右派这一斗争。
    头一天，开动员大会（开始反右派运动），才准备讨论，我的二师兄就提议不要讨论了，提意见吧，谁有意见就快提。
    剧团的人不知为什么都是给马天云提意见。马天云在剧团属于全把式，剧团的人几乎都大字不识一个，而马不仅乐器都会，而且能识文断字。第四天下午，就不让叫“同志”二字了，而改为喊“右派”了。第五天，开批判大会，点右派的名，其中竟然有郝同生。
    右派是“领导”定的，同生愣住了。
    一夜之间，文补校成了文人世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剧团人向来动口不动手的，从哪儿冒出这么多笔杆子的呢？
    有一张画挺有意思，上面有我的丑化了的头像，旁边一只猛虎张着大嘴似乎要将我吃下去。
    右派的罪名在当时是很容易扣在头上的。
    同生因和×××骂架，关键是富农成份，是想当然的右派，人们称他为小右派。
    马天云和支书吵了一架，平时言谈举止较狂，因之划为右派，人们称之为大右派。
    那时，人们惩罚右派可是煞费了苦心，一直变换着节目。比如，把砖竖着放上，上面只能落一只脚，然后让右派站上去，站不稳当倒了重来，然后，眼望大字报，不论什么内容都要字正腔圆饱含激情地念下来。
    人们则跟看猴似地围在一边嬉笑逗乐。
    同生是砖头上的常驻代表。
    第六天了，同生仍站在那儿亮相，我心里一阵一阵的发紧。这是怎么啦。这天，剧团又开大会了，私下里领导让我表态，意思都替我拟好了，大意是：同生不好好检查，婉芝要离婚。
    当时我还年轻，心想同生当了右派，一定是他有毛病，要能让他改正了，我说什么都行。抱着这念头，我上台表了态。
    同生在台下站着，脸色都变了，煞白煞白的。
    剧团领导接着让我去离婚，我一听，马上说：“我收回刚才的表态。”
    第七天，马天云、郝同生等十个右派被遣送回乡。
    同生这一走，二十多年后才又重新登上舞台，这时的他已失去往日的朝气，眼角鱼尾纹似犁过的一样，深深地一条一条卧在眼边，岁月留给他的一切都在脸上显露出来。
    这一年，同生仅仅才二十三岁。
    可笑的是，右派还有副产品。宣布同生等人遣返回乡时，又有十人内定为右倾，有王贵生、王印花、宋清秀等，罪名是替右派说情，每月罚十元钱，在剧团监督劳动、扫院、帮厨、摘菜。
    于是，又是学习、讨论、贴大字报、讨论、学习，周而往复。
    人的身体都闲了，脑袋瓜都时常处于高度紧张之下。言必自省。
    这时，支书东窗事发了。和他有暧昧关系的女孩子念过书，但不知该不该交待，就偷偷写了一个纸条给他，向他讨教过关妙计。支书不识字，又想让别人给念一念，结果事给捅了出来，和支书有暧昧关系的小女孩子有十多个，联名上告到大会办公室。
    我这人的命运大约被压着，什么事都不对了。这些小女孩上告后派我去看守，怕她们想不开寻死觅活。同生被打成右派一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不知该怎么解脱，一夜一夜地失眠，没办法将红裤带解下放在身上，以求避避邪气。谁知又让人抓了把柄，说我要自杀了，是党的败类等。这一来，我悲观到了极点。
    我来到世上，只知道是流氓丑、贪污丑、偷盗丑，想不到一句话也能治了罪。我不知该怎样度过今后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呢？
    我真的想到了死。
    死，是一个永恒的解脱，不用为别人担惊受怕，不用遭人陷害，不用看人白眼，不用很多很多。可是，我死了，我的同生怎么办呢？
    我每天都能看到同生在院内扫院，他的自由被限制了，我是他唯一的安慰呀！于是，每天我都找无数个借口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我们之间的每个眼神都那么珍贵，千言万语尽蓄其中。
    我终于支撑下来，他也没有倒下。
    有一天，来了个紧急集合，一、二团党员到会，支书主持会议，议题是“给吴婉芝平反，撤消记过处分”。但接着我又因给文化局长反映情况，属越级上告而受到批评，最后是支书交待作风问题，大会结束时，宣布支书因犯流氓强奸罪被判十五年。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昔日整人今日被人整。
    放假了，同生被剧团派人押送回老家——潞城微子镇，但那时人们思想很纯朴，容不得对党不忠诚的人或事，同生不光彩的回乡，被乡人拒绝了，只好借住到他姐姐家了。
    不久，同生这个上党戏的有前途的好演员被荣幸地吸收进打井队，成了一名动手不动口的打井工人。

                          十三  人间温情

    五八年的春节来到了，去年今天的一切美好的回忆更增加了我的郁闷。我一人呆坐在宿舍里，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任何食欲，浑身没有一点活气，眼睛直直地盯视着前方，但又无一物能映入眼帘。
    马蹄表的指针在一下一下地有条不紊地踱着方步，那么悠闲，室内似无人居住般的静寂，风从窗缝、门缝处钻了进来，吹起几天无人打扫而堆积起的尘土，落在我的头上、身上、桌上、地上、炕上，一切地方。
    都走了，都回去与家人团聚，或诉说思念之情，或倾吐爱慕之意，或卸下内心怨气冤屈，享受万般恩爱抚摸，天伦之乐尽在其中。
    我呢？无家可归。
    有气无处撒，有冤无门诉，有情无法寄，有泪心里流。
    只有风儿来看我。
    难过的年终于过去了，剧团又开始演出了。
    一天，剧团正要去潞城唱戏，同生的母亲来找我，趁没人时，她偷偷告诉我说，同生整日在家哭，问我能不能回去看看。
    虽然我们是夫妻，但我们之间的接触早已随着他被遣反而受到监督。“右派分子”包含令人生畏的躲之不及的含意。就连我，也成了人们不愿接近的对象，害怕受到间接传染。
    自从同生走后，我们一直没有见面，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一定消瘦了许多。打井这活不知他能不能干了，一定很累，这是体力活儿呀，我左思右想的折腾着，一眼也没合，直瞪瞪地看着房顶。
    一束月光由窗外泄了进来，窗棱影儿斜着搭在我的被子上，一切都变得那么清晰，主意打定了，“马上走，只要不误晚上的台口就找不上茬”。我轻轻地推推同生的母亲，什么也没拿就匆匆上路了。
    月亮斜挂在天空，星星稀稀疏疏地点缀其间，照着我们的行程。田野静静的，光光的，一览无余，只有我们急促的脚步声在旷野回响着，这哪里像是去看望久别的丈夫啊，跟逃犯真是没两样。
    往日大白天在乡间独行都心惊胆跳，这夜色中的心情可想而知，然而具体内容却不一样，白天怕坏人和狼出没，这会儿却是怕剧团的追来，怕来人的批斗……
    到家了，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天边泛起鱼肚白，就要大亮了，炊烟袅袅，静静的升腾着。村里人起得早，捅火做饭，担水劈柴地都忙碌了起来，但都在自己院内。
    门虚掩着，屋内没有任何动静。“怎么，这么早就出去了？”我心里嘀咕着轻轻地推开了门。
    我的心顿时落在了实处，他在家。
    他头朝里躺着，被子斜搭在身上，衣服没有脱，皱皱巴巴地。
    “同生”，我轻轻地唤了一声。
    没有回音，但他的被子轻轻地动了一下。
    他没睡着。
    言语此时是多余的。我的眼光在屋内的家什上移动着。四方桌子上蒙着一层灰，地上扔着的烟灰不时地被从门缝钻进来的风驱赶着，在屋子肆意走动，如入无人之地。窗户台上也已被灰尘光顾到了，手指一碰就会被染脏。床单已分不出原有的颜色，灰、黑不辨，时而有破洞在眨眼，显示抽烟的战果。
    他是在怎样度日啊，失意懒散从这些物什上都可读出。
    许久，许久，他不动，我也无言。
    “同生，婉芝来了。”他的母亲到底耐不住这沉闷的相见，上前轻轻地唤了他一声，那语声是那样的小心翼翼，如同捧着一个易碎的肥皂泡般，慈爱之情全泄于这话语中。
    他的身子动了一下，但仍没有扭过来，一会儿竟发抖般颤动起来，忽然，他一把将被子扯到头顶，被中传出撕心裂肺般且又百般压抑住的哭声。
    被子不知是年代久了，还是他用力拉扯的结果，竟裂开了一个大口，棉絮成砣地露了出来。
    戏词里有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处”这类佳句，用到同生身上也恰如其分。
    泪水不知何时已挂满我的脸颊，有为他流的，更多地是为自己的命运而抛洒。
    我曾听母亲讲他的手在打井中受伤了，这时亲眼看到了，才知他心痛百倍。手心上的表皮几乎全部被吊筐的绳磨去了，露出红红的一层，烂呼呼地，一碰就出血，疼痛程度则可从他的表情中看出来。包扎住一会儿，血印子就争先恐后露脸报到了。
    唉，说什么好呢？
    一会儿去买点布，家里有棉花，赶做条棉被吧。我刚转开这念头，门被推开了。
    “婉芝，我猜你一定到这儿了，走吧。”剧团的一个带着任务来的演员说着。
    “现在？”
    “嗯，你快点回，晌午要开会。”
    “嗯……，你先走，我回头就走。”
    “我在门外等你，麻利点。”
    无奈何，我走到同生面前，定定地看了看他，然后低低地说：
    “今晚去看我演戏吧。”
    说完，扭头就走，我怕看到同生那眼神，一定是无助的目光，一定是令人心碎的一瞥。加上他那久已没刮的乱七八糟竖着的胡子和长遮耳朵不加修理的头发，这和昔日那英俊潇洒、精干有为的同生怎么能够重叠到一起呢？
    这次见面就这么结束了。不到一个小时，且一句话未来得及讲。
    天黑了，台下挤着满满的观众。尽管我在团里日子不好过，但在观众眼里仍是那么的完美。这天安排的是《皮秀英打虎》，又是我的重场戏。
    化妆了，我假装无意识地看看台下，没他。
    上台了，边唱边眼光下掠，也无他的踪影。怎么，他为什么不来？是不是来了以后不敢露面？
    戏就要演完了，他仍就没有露面。这戏一散，就找不着他了，一天的等待又落空了，心里空荡荡地一无所有，唱词机械地从嘴里嘣了出来，一直到谢幕。
    我默默地卸着妆，慢慢地擦去油彩，随手卸着头上的花儿、簪子之类的饰物，一件一件地摆好，前后左右都对得齐齐的才算完事，一切往日不屑去做去整理的都下尽了苦心、用尽了耐心，似乎这时间不往前走，耐心无处可用似的，一切都在无聊中进行着，但心里则走上了另一股钢丝。
    同生，你现在在哪儿？不知我在等你吗？
    该收拾的都收拾完了，而且无可挑剔，整齐地如同刚从商店柜台上拿出来。该走的大多数已回去了，也许已开始神聊海吹了。只留下几个打杂的在收拾场景等。这会儿确实该走了，因为今晚已没什么可等待的了，回去面对房顶发呆吧。
    忽然，一只手从幕后伸进来拽了拽我的衣服，紧接着一张熟悉的脸露了出来，啊，是他弟弟。我的心一阵狂跳，三步并作两步到了台下。台下没有其他人影，我的心一下子又凉了。
    “同生来了没有？”我毫无信心的问。
    他点点头，让我跟他走。原来，天还亮着，同生就坐在他弟弟的车后来了，怕剧团看见后找我的麻烦，一直躲着不敢露面，看戏也成了听戏，这戏一散，才……
    我在乡下人缘很好，不一会儿就找了一间房子。
    这家房东对我很好，炕头烧得很旺，整个房间暖融融的，一切家什还擦得十分干净，地上漫着砖，连砖缝里的土都扫干净了。炕上的褥子、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红的绿的十分好看，把家里衬得十分令人眷恋。
    同生也许刻意打扮了一番，失意之感去了不少，只是偶尔从眼神中还可看出一点。眼睛仍然很有神，只是眼窝的下陷与发黑，可觉出他曾受深深的煎熬。一件普通的黑色上衣穿在他身上也显出了得体，裤子的膝部顶起了个包，但仍不失他往日的风度。今早见到的同生不见了，换了一个他送给了我。
    如同事先商量好的一样，我们谁也没去触动那颗“地雷”，不越雷池一步。谈我们结婚的日子，谈我们的相识，谈朝阳剧团的轶事，谈他的打井，谈他的朋友。然而，如同绕口令一样，谈不上一会儿，就滑入正规，向“右派”这一敏感题材滑去，然后急刹车，转向，亮红灯。
    人越怕什么，精神越高度集中，越容易触动什么。
    终于，我们在绞尽脑汁的回避战中败下阵来，谁也无法不拐到或远离这一话题，只好闭口，由四目来完成这一任务。
    沉默不仅可以免去灾难，也可挽救无可奈何。然而，就在这个夜晚，我有了身孕。
    一开始不知道，只是身上难受，怎么都不对劲，整天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我以为是演出任务太重，加上生活条件差，一定是累病了。一直病歪歪地拖了四个月，实在顶不住了。每天都有我的戏，病倒了剧团损失太大，我毕竟还是副团长呀。
    剧团演出到长治紫坊村，村里有位有名气的老中医给我一摸脉，就面露喜气，向我报喜：
    “你有喜了。”
    人们结了婚，都是在欢欢喜喜之中孕育出下一代，而我们那夜是在泪水与无助心情之下度过的，这孩子以后会不会受我们的牵连，会不会因父亲是“右派”而受到歧视呢？
    但与欣喜心情相比，那些忧虑都抛在脑后了。我将有个女儿或儿子了，我将有个伴了，每当我外出演出时，心里有个可以寄挂的亲人了，每当别人为孩子购买玩具衣物时，我不是只看而是可以买回家了。
    最重要的，我不再孤独、不再孤单了。
    怀孕的喜悦没有冲淡我的厄运。
    一天，演出《皮秀英打虎》，因怀孕，我的动作稍显笨拙，一不小心，辫子搭在了布景——桃花树上，一转身，树倒了。
    又一天，晚上唱《乾坤带》，我演剧中贺夫人。这贺夫人是个泼妇形象，剧中有贺夫人与小姑子打架的情节，正演之中，我手中拿着活板（上朝用的板）不小心碰到地上缺了一口，我心中咯噔了一下，那时上纲上线的事时有发生，一不小心就有被扣上大帽子的可能。
    果不其然，这两次表现被分别提了出来，前是“故意”，后是“公报私仇”，轮番进行批判，我精心演戏叫了好被说成是自我表现、卖弄自己，唱得不好呢？又说是吊儿郎当、对抗群众的批判。于是，三十二开本那么大的小字报沿着台边贴一圈。
    舞台效应发挥到了极限，昼夜人来人往。天黑后观赏吴婉芝的表演，天亮则扒在台前看那报纸之最。书法程度差到极点，文法章规一塌糊涂，前言不搭后语，证据是随意捏造，评判则由个人臆想，结论则由凭空发挥。
    我的知名度竟意想不到地迅速增高。很有意思的是有的人越是把我说得一钱不值，看我的戏的观众越是兴致勃勃。
    一个演员的生命蕴含在观众之中。没有了观众，你的表演给谁奉献呢？只要观众需要我，再大的怨气我也能忍着。
    不久，新的重担压在我身上。除演戏外，我每天必须拾粪去，一直到两千斤为止。每天拾的粪要交到演出所在村，由村里称斤制量后，出具证明信，加盖公章后方可生效。
    这样的殊荣落在了我一人头上。
    我怀孕将近七个月了。作为常人，这时早已每日吃补养食物，喝健身之汤，爱人跑前跑后招呼来招呼去，生怕母子受丁点委屈，小手捂得白白的、嫩嫩的，抽空还撒个娇，万般温暖围绕着“有功之臣”。
    我呢？不仅丈夫不在眼前，而且要演戏，一站好几个钟头，还要挨斗，末了还得弯下腰去一鍬一鍬地把粪拾到筐里，送到村公所。
    脚明显地发粗发亮了，一按一个坑，似浮肿般发胀着，沉沉的，鞋都提不上了，上台只能趿拉着。肿胀慢慢地上浮了，腿也肿了，皮肤表面绷得紧紧的，迈步更困难了。
    这粪什么时候才能拾够呢？就是拾够了又能怎么样呢？惩罚将是无止境的。新的花样在等着我。
    头一天，我挑着两个筐子在村里拾粪，几圈之后，筐子就满了。再拾一点，堆高点，趁自己现在还能走得动多拾些。
    筐子满了，尖尖地，担钩快要插不进去了。我的额头已挤满了汗珠，身上的汗已将皮肤与内衣牢牢地粘在一起了。气喘声越来越粗，自己听来好似拉风箱一样。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天长日久的事。
    “给我开个条吧！”我终于气喘吁吁地将筐挪进了村委会。
    “开条？开什么条？”
    “证明我拾了多少粪。”
    “为什么？”
    “我拾粪是任务，要够两千斤才行。”
    “两千斤？就你这样？”
    “嗯？”
    “拾够两千斤就不用拾了？”
    “嗯！”
    “那好吧！你先等一下。”
    在村委会里，几个村领导问了我情况后到一边去了，我只好等着，回条要紧。
    “给，拿着吧。”
    “我们都很喜欢你的戏。”
    一张白条被递在我面前，我急忙折了一下，捏在手心里，扭头担筐出了门。
    “今晚你演什么，我们要去看的。”
    屋内不知谁又甩出一句，我的眼泪不由地又溢了出来。
    很想知道自己今天的战绩，六十？七十？还是五十？就按五十斤计算，那么再有三十九回就完任务了。
    离刚才那间房子较远了，我把攥着的手慢慢的伸开，那白条因我脏乎乎且出汗的手捏着而显得黑了，但字迹仍很清楚：
    证明：
        今收到你团吴婉芝送来牛马粪两千斤。
　　　　　  　　　　　  一九五八年×月×日
    在日期上，一个红红的印章清晰地落着。我虽没有上过学，但随团多年也学了不少字，这条上几乎全是常见字，上面写的是两千斤，千真万确地两千斤。
    我再一次重看一遍，没错。
    泪水再一次的涌了出来，这儿左右没人，可以尽情地让感激、委屈及许多说不清的感觉全部流出来，而不用被误解。
    人在困境时，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帮助是十分不易的，也是令人终身难忘的。特别是我这怀孕近七个月的行走费力的女子，如没有这张证明，恐怕在月子里都免不了沿街寻找粪物，为那两千斤而徘徊街头巷尾。
    受人滴水之恩，倾尽涌泉相报。我信奉这点。
    我没有别的方法可报答群众对我的理解、帮助和爱护，只有更加专心致致地用心声去塑造好每一个角色。
    心方可平静。
    我呆呆地立在原地，两眼直直地看着天边，太阳快要落山了，真是一个残阳如血的傍晚，习习的晚风吹来，稍有寒意了。我身后的影子也被拉得好长好长，好似巨人的影子。猛然间，我的心头一阵颤动，似乎感到身上有种东西在悄悄地苏醒过来，那就是生活的信念，观众不正是我身后的巨大靠山吗？
    我还有什么理由灰心呢？
    大约在五六月间的一天，剧团在城里演戏，郝聘芝（即郝品之，后改的名，与同生是叔伯兄妹）告诉我说，同生正在壶口修水库，叫我去看看他。
    村上的人十分热情，争相拥来想看看我在台下是个什么样，说什么样的话，好在这种场面我遇得太多了，反而习以为常。同生比以前精神了，胡子头发都修理得很得体。
    临走，我留下十几块钱给他零用，并邀请村民到城里看戏，看到他们欣喜的面孔，我似乎有些陶醉了。
    同生仍很谨慎，执意不去。但拗不过村里的一些年青人，被半推半就地拉到了戏台下。戏散了，我不敢劝他留下，剧团的门房师傅则劝他留下，我只好带着碰运气的心情带他去宿舍。
    谁知刚进去，有人就跟进来让他出去，不准在剧团过夜，这样一来，我只好随着他走了出来。就是找房子也没人敢留，谁愿意往身上揽黄疮水呢？
    无奈，我俩只好坐在大门口，眼睛无目的地朝街面上看去。夜已经很深了，大约一两点钟了，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偶尔有狗犬声传来，声音相对显得大了些，昏黄的路灯灯光把我俩那没有笑容的脸照得更加难看，除眼珠间或转动一下或伴有长长的叹气外，真会叫人以为是木雕摆错了地方。
    默默无言早已成了我们相见时的主要课目，说什么呢？该说的只好含在眼里了。读得懂吗？除了他之外，没人能理解这眼神中的万般情意，除了我之外，更没人替他担半点忧愁苦痛。
    大约天快亮了，同生动了动身子，轻轻说：“你回去吧，我一会儿就走。”我白天得搞宣传，还得到水库上推平车。
    “我先回去了，你也快回吧！”
    谁知，同生竟倒在街头睡下了，不一会儿就被巡夜的民警查到了，被带到派出所查询了半天，不知后来有什么话，总之还让他在里边睡了一会儿。这结局当然是后来才知道的，当然我回去后仍不放心他，想出来看看但被制止了。
    夜宿街头的滋味他算尝到了。

                          十四  爱的结晶

    五八年大跃进之风刮得很紧，各行各业都力争突飞猛进，农民出粮食，工人出产品，剧团属文化系列则需出作品。
    那时剧团的口号是“一人出一百件作品”。别的人都交了，连“四四方方一座城，里边住着黑头兵，城门一打开，火光冲天升”等谜语都算一件作品。
    我没有交，不仅仅写不出来，而且认为糊弄人，那样的作家还是不当的好。
    当时还有呼口号的习惯，诸如：“说到做到不放空炮，放了空炮，全专通报。”晋城剧团的一条口号才是激荡人心的佳作：
    “气死吴婉芝，赶上丁果仙。”
    对此条口号，我说了自己的想法：
    “我气不死丁果仙，赶不上梅兰芳，别人家爸爸有钱供他们唱戏，我是为了混饭才唱戏的。”这下可坏事了。加上一次剧团政治考试，使我的处境更加不利了。
    那时的政治考题都是好几页，剧团人大部分文化程度极低，根本考不下来，有的抄都抄不下来，为此采取了分条考试的办法，分给我一条：“宋子文是干什么的？”宋子文是谁呀？问谁都摇头，连发卷纸的人都不知道，但他们都肯定我不知道，就这就够了，别人知道不知道是次要的。
    射击需要靶子，谁叫你的丈夫是“右派”呢？
    破鼓乱人捶。
    后来，剧团的常启明给我找了材料，并用红笔勾了出来，我仔细地抄好上交了，谁知这又不对了。
    几件事凑到一块被一勺烩了。组织大会批判，说我，“挺着大肚子，怀着右派的孩子”、“光专不红”、“考政治不行，抄报纸”等，罪名一顶顶压了上来。
    一顶也是戴，十顶也是戴。
    那时人们言必报纸言论，谈必新华社论，考试时抄国家报纸都有可能被找麻烦，哪敢倾吐心中感想？
    总之左也不是，右也不对。
    天气越来越冷，十一月份的寒气已逼人了。水库上的劳动告一段落，剧团回到了城里。这段时间我的下身时常有粘液流出，每日要用好几包卫生纸，院里有的过来人则劝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胎儿有无差错。
    到了医院一检查，医生让我马上住院，诊断单上写着“早产先兆”。随后让我通知家人速来医院看护。
    我能让谁速来呢？父亲和姐姐在高平，同生在潞城且不敢在我这儿露面。
    我一人去了产房，没有家人的影子陪伴。
    “女孩”。阵痛消失后，接产士告诉我。
    我疲惫地闭了一会儿眼睛，这孩子真把我折腾苦了，还不到八个月呢！
    接产士将孩子抱来让我看了一眼，马上抱走了，我只看见一个小小的孩子，眼睛闭着，小嘴噘噘的，头顶稀稀拉拉几根细毛毛似的头发，别看就这样子，怎么看怎么顺眼。
    我的这个女儿长大结婚以后，也是在怀孕七个多月时早产了，生的也是个女孩。她对别人说，我妈生我时是七个多月早产，我生孩子时也是七个多月早产。我们的经历是一样的。
    那怎能一样呢？
    她生孩子时是在社会稳定、个人心情舒畅之际，且家人围前跑后、百般照料、万般爱抚，而组织上又多方给予方便，与我那时生孩子真是差之天地呀！
    孩子是生下了，但还要养啊，电话打到微子镇转同生，一天了都没人影，潞城微子镇到医院只有两小时的路程，也许不到两小时，但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四十八小时过去了，仍不见踪影。
    出院时间到了，仍没有同生的消息。
    无奈，托人帮我在医院门口赁了间房子，月租三元，又求人去高平将父亲和姐姐接来安顿在这房里住下，多亏剧团当时的保管帮了大忙，把煤、烧土、水缸等必备物品给置齐了。我才出了院。
    这时，王连生又准备调到剧团当支部书记了，乘他来看我的时候，我请他为女儿起个名字，一来我觉得自己没文化，起不好名字，二来不敢给女儿起名字，怕起出什么问题，我的神经真是脆弱得经不起一点碰撞了。
    他考虑了一会儿，把我女儿的名字和他的孙子名字连在一起，起名叫“国华”。
    他把我女儿的名字和他孙子的名字连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因我到朝阳剧团不久，就认他做干爹了。
    虽然那时生男孩仍是人们的最大心愿，但生了女孩我仍就万分高兴，至少可以向人们证明，我是一个真正的女人。
    刚到剧团不久，一些人常拿我开玩笑，有的还动手动脚，我看不惯这些，每遇这类情景，常不理睬或动怒发火，久而久之，与我开这类玩笑的没有了，却传出什么“她肯定是‘石女’，不然为什么不想男人？”等等不堪入耳的话，真是奇怪而荒谬的推理。
    出院三天了，同生与其母亲才跨进了房间，待了一下午就又走了。
    这就是我的丈夫，这就是我的靠山。
    剧团仍在整风，人们的灵魂被触及得有些似乎麻痹，只是在机械地、小心翼翼地批评和检点着自己的一言一行，深怕越雷池一步。
    太阳有日落日出，人有清楚与糊涂之时，犯错误的人仍然日日不缺，好在自觉性高。
    工作组进驻剧团了，头一件事就是要我尽快地把孩子送出去。地区领导也来看望我，并告诉我，剧团要到福建前线去了，希望我快点养起来，不要误了行期。
    当天，领导们托人送来十斤肉。这在当时是很奢侈了。物价贵得要命，在月子里，我每天是米汤水、汤面，捞面条是最好的饭，好几天才敢吃上一点肉。鸡、鸭、鱼这些现在看来很平常的补养品，一般人都能吃得起，而我与之是无缘的。我的工资在当时是不少，但同生、我父亲、姐姐都需要这些钱，能有多少可用于补养呢？
    在没生孩子时，我就找好了奶妈，每月十五元钱、一斤油及八斤粮票。孩子满月了，小脸仍没有吃起来，小胳膊小腿细细的，只显出一双大眼来，眼仁又黑又大，可精神了。然而，明天，她就要与她的妈妈分开了。
    天刚刚蒙蒙亮，我和父亲、姐姐都已在站牌下候着了，恰巧同生来长治看我们，及时赶到了车站。
    站牌下候车的人越来越多，忽然，同生直挺挺地倒在地下，脸上显出一种痛苦万分的表情，双目紧闭，人们一下子拥了过来，忙将他扶起。
    车来了，我只得上车了，姐姐和我先走，留下父亲送他回去。
    三天后，我收到了同生写来的一封信，信皮是他自己糊的，信纸是洋灰袋纸，皱皱巴巴一块，边缘乱扯胡拽的，像地图标线一样。信中三言两语，说了那天昏倒的原因是连着两顿没吃饭，饿倒的。
    后来，几年以后吧，医生说他得的是梅尼尔综合症。又过了七八年后，医生的诊断是“癫痫病”。这是后话了。
    孩子送到了奶妈家，我在跟前待了三五天，就回到了剧团。
    刚回剧团，团里又给我提了一大堆意见，工作组的同志要我正确对待同志们的批评，多次找我谈心。
    一断奶，整个胸腔似乎全成了奶。特别是孩子才刚满月就断了奶，乳房胀痛就更难以忍受。第二天，连胳肘窝好像也进奶了，胳膊抬不起来，但也不敢挨身，稍触及疼痛倍增，睡觉时只能平躺，胳膊伸展，免去了碰触之苦，但一种姿势睡得时间长了，极为疲劳，根本休息不过来。早晨起来，精神很不好。
    然而，排练任务则必须完成。为了圆满完成慰问任务，又恢复了《三关排宴》和《秦香莲》两个剧目，又是我的重场戏。就这样练着，排着，春节到了。
    正月初一，我们出发了。
    为慰问福建前线部队指战员，山西省组织了“山西人民福建前线慰问团”，分三个大团，四个演出团，四大梆子各组一个团，上党梆子为第三演出团。成员有郭金顺、温喜云、徐执忠、牛一舟、刘汝森、王东则、郭唐虎、杨荷叶、王凤姣、王引姣、王莲珍、李素秋、董晚叶、张保珍、薛万青、刘保锁、常岐明、徐玉太、廉德胜、宋清秀、李秃则、王来虎、董来法、秦孝敏、史小旦、马明昌、牛来生、阎果新、李铁庄、李德全、刘元枝、冯富生、申鸿恩、王贵生、林三阳、李春孩、刘有锁、孙连孩、孙有根、宋强来、陈五保、王双云、刘茂胜、李小牛、刘廷禄和我等人，还有申银洞、赵德俊、高玉林、李保莲、杜菊耐、牛小耐等晋城剧团的演员也是这个演出团的成员。
    当时，厦门与金门岛仍在猛烈地互相炮击，演出只好放在晚上。演出的剧目有《三关排宴》、《寄女杀家》、《议榜夺缘》、《皮秀英打虎》等。为了能使守卫海岛的将士也能看到演出，我们还专门在军舰上演出了《七星庙》、《柜中缘》等剧目，还分成演出小分队，到大登岛、小登岛等地方演出文艺节目，同时还与“风筝八姐妹”（八个姑娘利用风筝向台湾寄宣传品）及几位飞行英雄会面交谈，整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
    福建前线离金门岛仅三里水路，天好的时候可看见对面山上的人影晃动。每到中午11点或夜里11点，我们悄悄地钻到准备好的小船上到小的岛屿上为战士们演唱，因为这两个时辰是涨潮时候，而且潮声大，可掩盖划船声。
    一靠进礁石，我们一个个猫着腰，大气不出的一个跟一个的钻进洞里，一般只有七八个观众，条件十分艰苦。这每个洞哨都是两只军犬，可神了。听战士们介绍，说今晚抓活的，它能将水鬼押回来，说要死的，一家伙就咬住喉管了。我们觉得这里一切都那么神秘稀奇，他们见到我们也倍感亲切，说的唱的跳的，气氛十分活跃。
    福建还有个习俗是对歌。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战士们见到剧团的人，就有人唱上了，这一来，我把秧歌、小调、小曲儿、戏段唱得完完的，库存为零。有趣的是，他们唱的我一句听不懂，满耳叽里呜噜，可想而知，我的高平秧歌对他们而言也如同外语般难以明白。
    就要这股热闹劲儿。
    更有别于晋东南的习俗是请客。餐桌上摆上菜后留一地方，最后上一块重约三斤的熟肉，黄黄的、油油的，味儿极佳，但不切开。客人吃时则自己撕一块，他们则吃海味。专门为我们山西人做饺子，酒上的足足的，十分好客。
    这段时间过得真是快呀，使我忘记了一切忧愁与苦恼，眼前拥来拥去的除了鲜花就是战士的笑脸，战士的事迹也鼓舞着我，一心想为战士们演唱。
    以前，我常以自己的嗓子好、唱不倒而很自信，这次终于哑了。这也与我生了孩子有很大关系。
    生了国华后，嗓子就坏了。原来唱D调，现在只能唱C调了。为了使自己的嗓子能恢复，我开始刻苦练嗓。在福建仍不例外。
    天还黑着，同伴们睡的正香，我悄悄地爬起来到外面练嗓。太近了，怕影响别人休息，走远了，又怕找不回住处。我发现锅炉房正合适来练嗓，唱多响也盖不过锅炉的隆隆声，而且那儿彻夜灯不灭，加之正是寒冬季节，这里更是个理想的去处。
    然而，烧锅炉是有间歇性的，一停下来，显得格外的静，说话声稍大些都能传得出去。这怎么办呢？早晨时间很短，一晃就过去了。
    不几天，我发现了另一个可以喊嗓的去处——洗衣房。洗衣房传出的声响不压于锅炉房，这样，我有了第二个练功场所。
    我们住的地方条件不错，特别是厕所和长治不同。我们长治大都是挖很深很深的茅坑，上支架着青石板，而住地这儿的厕所全是用瓷砖砌的、冲水式的，很干净，根本没有什么臭味。由于流水不断，且冲力较强，发生的声响也较大，离住处又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这里又被我开辟为练功场所。由于上厕所的人不分早晚，而我又惧怕再次戴上“只专不红”的帽子，喊嗓时则站在厕所蹲口，一来人则马上蹲下，做上厕所姿态。
    我的嗓子终于恢复了。
    在这时，剧团评过一次模范，开始没有我的份。当时的团支部书记李聚国说：
    “人家是名演员，仍坚持练功，比起那些每天睡到半上午的演员强多了。”
    也许是他的话起了作用，我被评为一等模范，奖品是个笔记本和一个洗脸盆。
    一个笔记本、一个脸盆在今天看来是太不值得一提了，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不压于现在的几千、几万元啊。对于我这个虽然是加倍努力工作的名演员，但又时时被批被误解的人来说，难道不是殊荣吗？
    接着奖品后，我默默地流泪了，泪珠一串一串地无遮拦地涌了出来，流进了脖子，浸湿了内衣。我无意去擦抹它，愿它能带走我的心酸事，带走无尽的烦恼。
    慰问结束了，我们途经上海时留下了。当时正值华东五省戏剧会演，除了观看演出，我们还夹在之中演出了《三关排宴》这出戏，中央的有关领导周扬等同志还看望了我们。观看演出之余，我们还拜见了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并就戏剧改革之事作了交谈。
    四月底，我们回到了太原，住进了东安剧场，同省城人民共庆“五一”。这时，中央戏剧学院的黄克宝、郭汉城、李刚等五六人到东安剧场找到我们团，一为挖掘遗产；二为拍摄《三关排宴》电影戏曲艺术片。
    上党梆子要拍成电影了，大家很高兴，谁都知道这与“山西老乡”赵树理分不开。
    当时，我还回忆演出了《巧缘案》、《夺秋魁》的整本戏，白天排，晚上演出，睡下了还得念叨词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