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历五月，王连生正式调到了剧团，我们团也成立了青年团，我所在的团被称为老团。
    同生被调进了青年团，唱主角。
    在水库干了一阵后，潞城县成立了一个剧团，把他从打井队调了出来。他的功底、嗓子没说的，在县剧团不用说也是顶呱呱的。没几场，他就红得发紫了。特别是四郎、八郎的戏让他一演，更叫绝了。五里三乡的群众一听说晚上有同生上场，那在台下早早就占上地方了。
    不到一年光景，剧团派人把他要了回来，说要让他将力出在团里，让他为咱们卖力，不能让县剧团沾了光，明里的理由是，回团劳动改造，以便更好地监督管理。
    唱得再好也是“右派”。
    郝聘芝被调到老团。与此同时，要回了晋城戏校的一批学生，如马正瑞、高玉林等，他们日后成为剧团的台柱子了。
    马天云从襄垣被要了回来，他在乐队是全把式，又有文化。他来后，把剧团原用的曲谱“上尺工上乙合反六”改为“1、2、3、4、5、6、7、i”，还教会了我们简谱，除了认识简谱外，他还会“曲圪抖”谱，也就是五线谱，那时文化太低，只能凭印象起名了。
    我那时还有个B角，叫杨荷叶，观众称她为“假婉芝”，嗓子特别好，加之做功不错，我的戏她常唱。
    打鼓板的王贵生于一九五八年去了地区文工团，仍然担负着担水扫地重任，一九五九年又被重新要了回来。
    剧团的阵容明显得到了加强。
    六0年的三月，我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了，名字是由护士长给起的。护士长是王连生的朋友的儿媳妇，她问了问大女儿的名字及来由，就说叫“中华”吧！
    一句话，就定下了。
    谁知，因“中华”这名字，我可是大受苦罪，为之惊恐万分。
    四月，我正坐月子，剧团给我汇去一百二十元工资，两个月显少，一个月则多了，发错了吗？回来一问，我的工资提到每月一百二十元。
    又要参加汇演了，这次是山西省戏曲青年汇报演出，剧目是经过修改的《三关排宴》。我又将仅几个月的女儿送回了老家。
    这次肖银宗仍由我饰演，郝聘芝饰佘太君，郝同生则饰演杨四郎。同生这次演出十分出色，剧场效果极佳，叫好声不断。
    看到这场景，我心里真为他骄傲。
    然而，演出完后，大会领导竟在会上不指名批评了剧团，诸如“带了右派来演戏，立场去哪儿了？”等等，使剧团一下子落得灰溜溜的，好不丧气。
    演出到此为止，同生又回到了青年团。
    这时我们就接着排演《三关排宴》，黄克宝任导演，陈毅还特意来观看了我们的排演，当即表示：“《三关排宴》是个好剧本，我回去后给你们联系一下，拍电影，还希望你们到北京演出。”讲完话后，他还和我们留了影。
    从太原回来不几天，就接到了一个通知，内容是让剧团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即上党梆子戏曲艺术片《三关排宴》。这时，作家赵树理住到地区，连夜赶着改剧本。另一部分人开始撒网似的选演员，目标是一个能胜任穆桂英这一角色的姑娘及六个宫女角色。
    选演员的场地就设在长治师范的后院，姑娘们都排上队走过场，长相很好的，可惜不会走台步，更谈不上会唱了。最后选定了七八个穆桂英，但只是会走不会唱。
    那时一开始定下我演桃花公主，郝聘芝饰佘太君，肖银宗由王桂兰扮演，郭金顺扮演杨四郎，同生没有拍电影的资格，实在可惜。这样安排下后，赵树理将之做了改动，并说：“吴婉芝是名演员，应换成肖银宗。”
    按原定计划，宫女要个子高挑，脸儿漂亮的且又会走的，选来选去，只好舍弃第一条，选了六名低个儿宫女。
    人员一确定后就出发了，直赴长春电影制片厂，然而白白在那儿等了三个月，因种种缘故而没有拍成，但整整在那儿唱了三个月，每个晚上都有演出。
    长春的天气特别冷，汽车一停下就开不了了。每月伙食大灶三十五元，小灶七十元，剧团规定，工资超过一百元的不予补贴。吃到最后，我浑身浮肿了，别的人也好不到哪儿，就这，晚上仍就台上见。
    在我们等拍《三关排宴》时，南京越剧团正在拍《柳毅传书》，由著名演员竺水招领衔主演，她虽说是名演员，但穿着极为朴素，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布衫常穿着。另外还有天津越剧团的《钗头凤》、蒲剧《窦娥冤》（王秀兰任主演）等共十个剧组，第一剧组是拍《三关排宴》的。
    长春电影制片厂跳舞很盛行，我学习了跳舞用以应酬外交场合，我常穿着一件枣红绸棉袄，一副“老斗”样，相当地不讲究。
    回到长治不久，作家赵树理又重新为《三关排宴》做了较大的手术，主要写了两场戏。原来第一场是“探路”，第二场是“三关排宴”，第三场是“金殿”。整个戏下来矛盾冲突不太激烈，人物性格表现不充分。赵树理加工修改的第一场为“坐宫”，以描写杨四郎去三关前的心理为主，为后面杨四郎的表现做了铺垫，使人物性格发展合情合理。第二场是“接关”，这场戏没有几句台词，只有佘太君与肖银宗见面时的礼节对话，主要是通过表演来表现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深刻尖锐的矛盾冲突。第三场是“斥子”，佘太君是代表朝廷来边关议和的。当她得知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杨四郎也将随辽邦国主肖银宗来三关谈判时，心情十分复杂。她思念阔别多年的亲骨肉，又恨他贪生怕死、叛国投敌、辱没杨家忠烈门风的行径，大义凛然怒斥四郎。杨四郎最后自刎而死。
    戏经过这么一改，精炼多了，即表达剧本主题，又使剧情发展合情合理。
    这剧本就算定下来了，作家赵树理整天坐在排练场观看效果。很快，戏排成了。一九六一年的八月，我们二次奔赴长春。这一去就是整整八个月。
    由于第二场台词较少，几乎用表演贯穿整场，所以难度相对较大。剧情发展是这样的。
    佘太君的上场要步履稳健、仪态凝重，以表现出一个军事家的风度。肖银宗呢？一露面则表现出一副表面矜持，竭力保护一国之主的威严风范。双方见面行礼彬彬有礼，言语谦和——
    佘太君：国主上关来了？
    肖银宗：老太君出关来了？
    佘太君：国主你好？
    肖银宗：老太君你好？（同笑）
    佘太君：国主上关，请来头行。
    肖银宗：还是老太君头行。
    佘太君：唉！国主到来是客，理应头行。
    肖银宗：老太君，你我并行了吧！。
    佘太君：并行不恭。
    肖银宗：恭的。
    佘太君：怎说恭的？
    肖银宗：恭的。
    佘太君：既然国主不肯头行，宗保照客！
    表面平和的气氛贯穿始终，但二人心理活动都是非常复杂的。二人是多年鏖战沙场的对手，明明是冤家，但又是同坐和谈桌的议和代表；一个是战胜国的将领，一个是战败国的国主，这已经够复杂化了，偏偏中间有个杨四郎，又有了一层“亲家”、“冤家”的纠葛。
    在这场戏中，我精心设计了眼神及动作，使肖银宗这个辽帮国主的威仪及心理活动恰到好处地得以表现，得到了导演的认可。
    肖银宗作为一国之主前来议和，本身就带有一肚子气，但又必须维护本国的尊严，因此处处显得格外谦虚和矜持。“三礼三让”后，肖银宗向关门“下场口”走，蓦一抬头，看到了竖在关门上的“宋”字大旗，我为肖银宗设计了如下动作：她不觉怔了一下，接着倒吸一口凉气，微微后退两步，以表现肖银宗的疑虑，自己轻装简从而来，会不会中了杨家埋伏，这里是自己多年想攻打占领的地方，想不到多年的英名就栽到这里，脸上表情表现出懊悔、犹豫加仇恨。这一切被佘太君看在眼里，抢上一步，欠身相让。这一让，使肖银宗马上意识到刚才的失态，立即回过神来，这里我用了略偏头用眼神招呼一下众将，然后一甩袖、一挺胸、昂首阔步从佘太君身旁走过，并用眼瞟了一下佘太君，看看刚才的失态是否被佘太君看出，以表现她用拿姿做态来掩盖自己的虚弱。
    我以上的表演较完整地塑造了肖银宗这一较矛盾复杂的的人物性格，受到了专家与同行的赞同及好评。
    同生，这次也随团到了长春，但属于内控人员，但其嗓子奇好，人们接受了上次省城汇演的教训，只许他留声，不准他露面。这部《三关排宴》戏曲艺术片中的焦光普演了“双簧”，前有脸后有声，直到如今，放映《三关排宴》片子，仍能欣赏到郝同生的配唱。
    从长春往回赶到北京时，正好逢过“五一国际劳动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人民共渡“五一”。随后，我们在北京军分区礼堂、长安礼堂、作协礼堂等剧场进行了演出，剧目都是《三关排宴》。
    一天，突然通知我们演戏，原来是周总理提出要看太行山的戏，地点是在怀仁堂。
    戏还没开演，朱德、徐向前、包尔汉等中央领导人早早地坐在台下。演出正点开始，头场完后，只敲锣鼓不上场，直等了二十多分钟，周总理才缓步进来，身穿一身黑色中山装，精神很好，有三十多个戴大盖帽、穿黑色警服的警卫人员隔几步一个地跟在后边。
    第二场开始了，是《排宴》，总理大约公事太忙了，只看了这两国接交场面，没有再看《斥子》一场，就起身走了。
    演出完后，包尔汉、赵树理等中央领导及名人上台接见了我们，一一握了手，随后还与我们合影留念。
    北京演完，又到太原各大剧场，太原演完又回到地区，一个县不拉地演，全部过了一遍。一路上，走到哪儿都能唱红，这是地区梆子团的顶峰时期。
    这样忙忙碌碌地演出了一年。
    我的心情别提多松快了，这一年里，我几乎很平稳的过来了，荣誉鲜花溢满心头。我以为，苦尽甜来的日子到了。
    一天，我们正在长子演出，我到医疗所打针，感冒好几天了，每天吃各样药一大把，什么药也不顶用，医生就建议我打一针青霉素，说这效果快。
    “那打呗。”我很痛快，虽然我从未打过针。
    一个护士拿了一个呈蓝颜色的细细的针管过来说：
    “先做个试验吧！把袖子捋起来。”
    我依言照办，胳膊上打针可真疼。针拔走了，出现一个小红点，这护士说：
    “再等一会儿，看看反映。”说完，翻起腕子看了看表，我也看了一下，是八点过五分。
    “十五分钟没反映就可打了。”她边说边收拾针具。
    没过一分钟，我的肚子如刀绞般地疼痛起来，汗珠一下子挂满脑门，只感到要上厕所。一进去只看见茅口有两尺见方，随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时，天已昏暗了，满身是银针闪闪，床边围着一圈人，把县里的头头都惊动了，见我醒来，都长长出了口气，心放到了实处。
    晚上还有我的戏，尽管自己很想不使观众失望，但无奈身体酸软，没有上场。
    这次打针的结果是：青霉素过敏。
    由于剧团生活没有规律，我的胃时常疼痛，到了六三年，胃溃疡形成了，疼起来难以度日，身体越来越虚弱了。
    一九六三年的阴历五月，我的儿子出世了，这次的名字由同生给起，思量许久，定为“中明”二字，灾难则由此而生，且有口难辩。
    生了儿子后，我们的费用更紧张了，两个女儿都需花钱，同生还是“右派”，工资降为三十元，加上我父亲、姐姐等等，每月钱都花不到底，真是一个钱掰成两半花的。
    一直到六四年，同生被摘了“右派”帽子，工资恢复原来的标准，月薪五十元。
    然而，被摘了帽子的“右派”又被冠起另一名称，曰“摘帽右派”，仍享受右派待遇，内控分子一类。
    这一年，北京开始反对邓托、吴晗等人，也波及到我们这个偏远地区，作家赵树理此时已从北京来到太原工作，并兼任了当时的晋城县委副书记。
    一九六四年，旧戏已属禁演之列了，到处在演新戏，赵树理就写了个《十里店》剧本，让剧团排演，郝聘芝、郭金顺、郝同生、薛万青等主演，赵树理在院里用竹竿搭的棚子下坐阵指挥，道具则用几把破椅子，一张方桌及一个旧瓦罐来充当。我演一个群众角色。
    九月，《十里店》被送上山西省戏曲现代戏观摩演出的舞台，大获成功，赞誉之词纷沓而来。地区参加汇演的还有：晋城县上党梆子剧团演出的《丹河湾》（高玉林、阎焕正主演）、潞城红旗剧团演出的上党落子《民兵的枪》及襄垣秧歌剧团演出的襄武秧歌《新羊工》，也都大受欢迎。
    从此，古装戏没有舞台了。
    汇演一完，我们团被单独留下来。又出了什么事了？剧团的人此时很敏感，稍有动向就犯嘀咕。原来，此戏牵涉到了赵树理。
    赵树理从北京来到太原，是被省里叫来的。赵树理在北京似乎有什么麻烦了。他把我们几个主演叫到他的房间，说：
    “这和你们无关，这是找我的茬。”
    后来才听说，赵树理塑造的人物阶级性不强，“中间人物论”左右他的创作方法等等，总之，《十里店》只演了一场就被封存入库了。文革中又成为供批判的剧目。

                           十六  久病成医

    《十里店》被禁演不久，专区的十个剧团全部集中到东关的砖瓦厂，专区一团、二团、陵川、武乡、长子、襄垣、屯留、长治县、潞城、黎城等十个团，共几百人，开始整风学习，深挖思想根源。
    我们团整风的对象又是我，列举了三条：
    1、划不清界限。
    2、艺术到头。
    3、革命意志衰退。
    这头一条是与同生有关，尽管他摘了帽子，也成了主演，但他仍是“摘帽右派”。这第二则是指拍了电影，当了表演艺术家，这和艺术到头有什么关系呢？何况我仍在不断地练功，精心塑造每个角色，这革命意志衰退从何说起呢？
    但你仍得检查，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地不厌其烦地诚心诚意地挖掘自己的不足。
    这时我又怀孕了，大约四个月了，为了能在整风运动中触及灵魂，脱胎换骨，我去了医院，做了引产手术。当时，我是一个人去医院的，引产手术后，因失血较多，下不了床，剧团后来又找人把我拉回家。
    门上还是那把锁，没人去打开它，家里因久无人住，显得凄凉极了。同生在整风，我也在整风，谁能顾及这小小的屋子呢？
    缸盖上一层灰，揭开后水面上也浮着一层灰，都是从盖缝中漏下去的，这水看来是无法喝了。炉台上也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往日铮亮的锅盖也沾满污点，炉膛内没有往日的暖气，煤全烧完了，呈现出红色炉渣，挤的满满的，几个面袋里只有少许小米及不多的白面。
    吃点什么呢？这水得去提、这火得重生，要生火得去劈柴、倒炉灰、砸碳，可我实在无力去干了，刚刚做完人流，需要的是卧床休息而不是大扫除。
    我歪身躺在了床上，连炕都懒得再扫一下，我怀疑，我是否有家，是否是女人。
    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仍不想动一下，被子里热气逐渐多了，但肚子却渐渐空了，不时地发出“咕噜咕噜”声，“人是铁饭是钢”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
    天就要黑了，有的人家的灯已打开，光线映到我的玻璃上。
    饭还是得吃。
    我慢慢地下了床，慢慢地做着一切，炉里的灰挖到一边，炉膛里塞上报纸，从旮旯里找一些木棍插到炉里，用火柴引燃了它们。把缸里水面上的一层灰用勺舀去，把锅洗了洗，放上水。
    火着了，锅也快开了，我洗了点米，下到锅里，就坐在炉边看着。火苗不时窜出来，把我的影子映在墙上，不时晃来晃去……
    第二天，剧团全体去晋城浪井，学民兵打枪。但清早起来，全身浮肿了，脸和腿上的皮肿了起来，繃得紧紧地，明晃晃的。随车到了高平后，我被留在姐姐家。
    我得了产后风，这是一种很不好治的病，很多妇女因此而丧命或终身下不了床。姐姐往地下生了一盆火，旺旺地燃着，让我坐在火盆跟前，用被子把我与火盆全蒙住，一直到汗流不止时，才站起来烤一会儿。
    第七天，全身的浮肿下去了。稍微恢复，我急急忙忙地赶到了浪井。每人一杆枪，一人一个卧体，别人出去学，而我身体太虚弱就在屋里练。我住的这家房东正好是个戏迷，每逢我的戏是场场不拉，但从未见过台下的我是什么样子。一听说我就是婉芝，格外高兴，跑出去告诉家人，全家随之喜气洋洋。对我则多方照顾，处处给我方便。
    最后比赛每人三枪。头一枪，根本没有上圈，第二枪瞄准时，我心里就慌了，千万要上靶心，如果这枪不中的话，又会说我一些不好听的话了。
    谁知，我还挺顺气，一报靶，竟中了九环，原来我可以打好啊，第三枪沉着地瞄准，稳稳地扣搬机，十环。我及格了，这时的心情不压于汇演中奖。
    除了演戏，我还可以在别的方面不落后于他人。练射击之余，我还帮着村里排了新编戏《新羊工》，很受当地老百姓欢迎。
    一九六五年，专区准备第二次赴京汇报演出。一过年，就开始筹拍《红灯记》、《龙马精神》，《槟榔树》等剧目。《红灯记》中给我派了个B角，但又不给我排，可剧团演出时看的人不多，让我拿上二三百张票去推销，想借我的名望把票推销出去。
    每天登海报时总挂着我的名，以此招来买票的观众，却又不让我露面。除了推销票，就是打扑克，剧团里的闲人有的是，再多凑几伙也富富有余。不是我不愿唱，是人家不用你。没几天，又让我上台，原来票卖不动了，总是这几出戏，观众都能背下来了，加上广播里也常播，很多观众去剧场为了看自己喜欢的演员表演，只愿意听熟悉的名角演唱。
    我气极了，大骂了一顿，往日小心谨慎全抛在脑后，心中窝火全送出去了，举止近乎神精发作，接着，我被送回家。
    最后因种种原因，赴京之行告吹了。
    秋天到来之际，我被抽去搞四清了。
    当我再回到长治，已是六六年的六月了，天渐渐热了起来。每天吃了饭就是写总结，足足有几百份，摆到床上一大堆。
    接着，大字报铺天盖地般涌入每个角落，任何能贴不能贴的地方都粘满了，房内一条一条地一行一行地挂得遮住了由窗漏进来的阳光。一天，我去饭堂打饭，一进去头就与大字报撞上了，连饭堂也成了革命的战场。走到卖饭口，我自己对自己说了一句：“就和设灵堂一样”，而且声音极低，比蚊虫哼哼大不了半点。
    第二天一早，我出去拉不开门，略一用劲，门外嘶嘶啦啦响了一阵，原来门上被人糊了纸，扭头一看，好家伙，屋檐下一直到尽头全部如粉刷了一遍，大字报页页相搭地贴了一溜，内容是因我昨日饭堂言论而引起的议论，说我“诬蔑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设灵堂”，真是胡编乱造瞎联系。
    因我的胃肠不好，在屯留搞四清时每日的山东煎饼难以消受，父亲常做些油茶给我捎去，就这，也成了罪状，成为大字报的内容。
    接着是揪剧团的走资派。这走资派不是说你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成为走资派，而且按工资多少论走资派，只要带资就行。
    团里郭金顺和我工资最高，我是党员，他是群众，于是新名词诞生了。“党内走资派吴婉芝”、“群众中的走资派郭金顺”成了批斗会上的习惯叫法，而且我和他又都是“三名”人士，而成了理所当然的靶子。
    郭金顺的“三名”是指：国民党在时是名人，日本人来了也是名人，共产党当家作主时又是名人，那还了得。我的“三名”是照顾、荣誉、成就而言的，其实我并没享受到“三名”待遇。上级曾给名演员有优厚待遇，每月有二斤猪肉、八两白糖、半斤香油及两条好烟。每月团里总要七扣八扣的，我一直没有见过这些东西。最后一次发放这些东西时，是上级派专人亲自送到我手里的，这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优先供应品。
    就这，我还是因之而受到批判，刚刚换到的单间住所又被收走了，我又回到了集体宿舍。
    这一年，我三十四岁，有三个孩子，但仍无家可住。
    随之又抓出了三十七个走资派。
    没什么可斗的时候，动脑筋的人又在我的三个孩子身上动起心眼。“国华”、“中华”、“中明”有没有内在联系呢？有了，去掉一个无用的，再去掉一个无用的，前后颠倒，左右搭配，冤案就诞生了。
    怎么当时没想到呢？咋就非起这名字呢？一二三四都可当名字用，非要……唉！说什么好呢？“中华民国”四字怎么都错不了。怨谁呢？
    王连生及那护士都是一片好心，且是前随孙子又后随女儿，怪郝同生吧，他也是没什么文化，哪能想那么远久，怨命不好吧！
    这四字被发挥为：我想让孩子们永远记住国民党。这是多么可怕的罪名呀。从此，我又成了“反革命分子”。同生的日子也十分难熬，有人挖苦他曾写过“把资产阶级进行到底”等字样，最后公安局立案要逮捕他，在找原稿时才发现是诬告，最后不了了之。
    那时法律如一张白纸，诬告是无罪的。
    赵树理这时也在上党戏剧院，大字报也跟上他了，不久，他的去向就无人知晓了。
    一九六七年，长治开始武斗了。炮弹在空中“嗖嗖”地过着，炮弹炸裂时发出声响不时地撞入耳膜，七九步枪及冲锋枪朝空响一阵，把个上党地区的上空填得满满地，各类战斗队东家转西家窜地到处搜刮着什么，人心惶惶，稍有些钱财的人家能藏的都坚壁起来，这时一切正常活动都停顿了。
    我回到了高平，并买到了五间房子，才第一次有了一个自己的家。然而，还是不能住在自己家里。一来屋里四壁皆空，二来我的邻居家被一家战斗队进驻，我的房顶上趴有机枪队，双方争斗的目标不论是谁，首先受害的是我。我嫂子听说后将我接回围城。
    两个月之后，剧团来信，部队进驻长治了。我当即回到团里，从此，人们再也没有闲心斗我了。我每天在院里刮砖、砌防空洞、洗刷旧标语、帮厨房摘菜洗菜切菜，我是没有资格上街游行的，更不用说举红旗了。每当炮弹在空中飞来飞去时，我们则被命令进入防空洞，不是怕我们被炸死，而是怕跑了。
    这年，同生得了肺结核。这时他常演戏，而且常唱主角，但都是在乡下演出，一到专区或上省，他就被刷下来了。此时他常演的是《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沙家浜》的郭建光等，深受观众欢迎。这之中，他在台上昏过去几次，正唱着唱着就摔倒了。到后来，他一人出门都不放心了，到最后一见他出去了，就有人喊：
    “同生出去了，快跟上。”
    大约是六八年吧，这时我参加区里组织的清仓查库工作。一天，我因感冒没有去清仓，他被几人送了回来，一会儿冻得打哆嗦，一会儿又热得推掉被子，折腾了个七死八活。我当时已把中华中明都已接到身边带着，这一下小孩哭大人闹，把我急死了。送他回来的人说是被鬼压住了，更把我吓住了。不管怎么，先送到专医院看一下。
    一检查，肝炎。医嘱：住院。
    住就住吧！但又住不进去，他患的肝炎因为传染，必须住传染科，而我又不愿意让他住传染科，最后，转到了城区医院。
    他一住就是半年，我又照看孩子又跑医院，外带外出采购好药，终于累病了，也住进了医院。接着他出院照看着孩子，不久他又病倒了，这次住进了高家庄医院。
    这时，我听说晋城有一名医专治肝炎，离奇的传说使我动心了。到了高家庄医院后，和医生说给剧团排《红灯记》，非同生去不可。医生相信了，我和同生当天就赶到了晋城。
    这名医摸了摸脉，给了几包熟面圪瘩，并嘱：头天两颗，二天四颗，第三天六颗，第四天八颗，依次类推直到七十为止，然后从头起，共吃两遍。每天太阳出来之前，就站在院里，面对太阳开始吃药。
    同生早早就起身了，把一切收拾了，就站到院里，吃那指定的圪瘩。尽管不多，但干吃下也不太好咽。直到第七天，从他的鼻子里流出了脓血样的东西，一直流了两三碗那么多。病情明显好转了。
    半个疗程后，我们回来了，不再去高家庄医院了，就在家中住着，每日仍吃那老名医的药。每隔一段时间，我去晋城拿一回药，他不再为我们搓成小圪瘩了，而是配好药后，把面搅成团交给我，由我回去搓小圪瘩。
    肝炎病逐渐好了，但他还有肺结核病。这个病需用青霉素、连霉素，长治当时又没有，我用一块两尺长的布把肚子兜起来，背了一个书包就出门找药了。
    此时，我的丹田气下塌了，胃受到压迫，加上剧团吃饭不定时，饥一顿饱一顿，这时胃下垂十二公分了，听医生说，都已垂到骨盆里了。就这身体，我仍支撑着踏上了去高平的车，赵庄河、大寺庄、营盘等小药铺及县药材公司都留下了我的脚印，前后两天，我背着青、连霉素及我吃的中药回到了家。
    同生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连唱两个主角就要被人送回家，我忙于招呼他，看护孩子，又一次累倒了，又一次住进了城区医院。先吃中药，后吃西药，根本无济于事。
    “你的身体太虚弱了，推一针葡萄糖吧。”医生对我说。
    “行啊，我又不懂。”
    护士开始准备针具，消毒棉球都摆在桌上，这针在医生办公室打。
    擦酒精棉球，凉凉地，接着针进去了，一阵疼，突然我的心如同凉水击中一般，肚子难忍般地疼痛起来，接着，大便拉在了办公桌旁边。
    “有反映？不会吧！”
    第二天，查房时间到了，医生对我说：
    “输液吧，比打针好。”
    “行。”
    又是消毒，又是扎皮管，那护士技术真好，一针见血。
    “不行。”
    我一边叫着，一边伸手把针拽下，就捂着肚子往厕所跑。
    第三天，医生说：
    “喝葡萄糖吧，虽然不能全部吸收，但多少要顶用。”
    “可以。”
    于是，一把摄子敲击着葡萄糖针剂瓶子，口被击碎了，被送到我的面前：
    “喝吧，这回准没事。”
    那护士态度真好，面带着微笑。
    我一仰脖子，葡萄糖进了嗓子里。
    “呀，不行。”肚子里的肠子似乎在打架，而且打得不可开交，我的脚又把我带到了厕所。
    怪不怪，葡萄糖过敏的人太少了，恰恰我是其中一个，而且以任何方式和手段都无法使我接受。
    抵抗的结果是这医院劝我出院，另找高明之处。
    我只好到和平医院，医生检查之后，建议我将胃切除，而且不疼，只需用麻药即可。我姐姐不同意，于是，又出院了。
    但病仍在身上，由于胃下垂太多（除了手术无法治了），加上两尺宽的布裹着，我的肚子整日像怀了五六个月的孩子似的，老挺着，行动极不方便。
    最后，求助于地区财贸医院的老中医杜老先生，他看了看，说：
    “出院吧，我给你三十付药，保你治好。”
    果不其然。三十付药一吃，明显好转了。肚子也收回去许多。
    一次，我去火车站有事，碰上高平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我：
    “同生好了没有？”
    “什么病好了没有？”
    “听说他常无故晕倒？”
    “听人们说是暂时性休克。”
    “你给我说说有什么表现。”
    “喂鸡时，好好地就趴下了，在家动不动就一头栽到桌下了，嘴说不出话来，手指着后背让我使劲砸，我也有病，身上没劲，砸一会儿就累得不行了。过一会儿，他的嘴角流出一些口水，长呼一口气，就过来劲儿了。”
    “他可能是癫痫病。”
    “癫痫病？”
    “就是我们常说的羊角疯。这病有十一种呢。我给你些药，回去给他吃一吃。”
    以前他自己也知常犯病，轻易不敢出门。吃上这药后，明显好转，但人似乎也变了。从前见人羞羞答答地不爱说，张口带笑，而且从不串门，有人请他吃饭也推辞不去。这会儿可大变了，吃上药后，精神劲儿上来了，晕天驾地，每天游门子，废话成篓地往外倒，谁叫他吃饭也留下。这药吃了半年，我就收起了，再不敢让他吃了。
    病好了，而且明显胖了。
    他到剧团又唱了一段时间的戏，头又开始发晕，一检查：高血压。
    又开始住院、吃药、打针，无尽地循环又开始了。听说海宝能治高血压，于是买白糖买茶叶养起海宝来，七天灌满一瓶，托人捎到剧团。
    不久，血压降下去了。
    就这样，他病，我住院，他住院，我病地折腾了几年。
    我曾想过，恐怕我去当中医技术也次不了，起码癫痫、肝炎、高血压我敢开方子。
    在我们生病住院之间，剧团的领导和同志给我们很多帮助，有总支书郭金盾，还有崔东元等热心同志，真是令我感动，如今提起来都万分感激，不知该如何报答。

                           十七  春天来了

    这时，我的大女儿已是晋东南戏校的一名学员了，而且入学已是第四个年头。然而，她的入学也颇费了周折。
    一九七一年，国华进了长治一中。适逢第一个暑假，晋东南戏校招生。为了能使国华的农村户口转出来，我希望她去试一试。同生则极力反对，发誓说不让他的下一代再去干唱戏的营生。
    不去倒是可以，户口怎么办呢？无奈何，他只好默认了。
    同生和我仍不敢出面，多次运动把胆子都吓破了，只抱着听天由命，凭她自己本事吧！别因为我们的求情，反而耽误了孩子的前程。我们能出力的地方只是一大早就起来，给国华穿戴好，在家目送她出去。
    考场设在南街小学，内容是试唱。完后将试卷送回高平，（因她的户口在高平）。据说她考分不低。但当高平的录取名单送上来后，却没有吴国华的名字。（我的女儿都随我的姓）。当时我正在城区医院住院，胃下垂十二公分，无法亲自去县里，托人捎信给哥哥，请他去查一下试卷。一看，她已经初选上了，是在高平被人顶替了。
    当时，戏校刚刚组建，我的邻居程联考、王文顺、杨长珍、刘少华等人都是戏校的，他们答应为我过问这件事。我也支撑着起来，用二尺宽的布把肚子一兜紧，去找有关领导和老师打探情况。
    说来人们也许不信，这次戏校招生的考官中就有吴婉芝和郝同生，还有正而八经地聘请书。那天考试时，我们被叫去了，不知同生的考卷上的分怎么打的，反正我拿的考评表上笔墨未动，我不敢划勾或打叉，怕别人查我的后帐。
    后来，消息终于到了我的耳里，国华被录取了。高平送来十一个考生，打下五个，考上六个，多悬哪！
    接着，我又去一中为国华退学，校长很通情达理，很顺利地办了退学手续。为了感谢亲戚们的帮助及迁出国华的户口，我分别买了鸡蛋糕及酒，并给侄儿放下钱，以便能顺利地迁走户口。
    老白酒就八瓶。
    这年的一月，剧团参加了华北地区文艺调演，是代表山西省出去的，这时的剧团早已改成晋东南第一剧组，演出的剧目是由卢石华、宋彦升等创作的《快马加鞭》，郭森、马正瑞、郝聘芝、申中国、刘坤为、杨福禄、郝建生等演出的，大受欢迎。
    同生和我仍是轮流生病住院，住院生病。剧团中骨干少了许多，特别是女演员少得可怜。到此时为止，剧团下放了四十九个，沙河去了平顺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三十多人去了粮食局，还有去长钢焦化车间的，特别是郭金顺，上党梆子戏剧中的一代名伶，工资被停发，在剧团接受改造。四人帮粉碎之后，仍看了几年门房，等他重新站立在舞台上时，已是两腿颤颤微微的了。
    大约刚进入七五年，剧团中传说着中央首长在太原晋祠关着门看旧戏的小道消息，说的人小声小气，听的人聚精会神，面露惊讶神色，这是怎么回事呢？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一天，剧团派人把我叫了去，一脸的神秘样儿，坐下之后，闲谈两句直插正题，希望我恢复《皮秀英打虎》，我的脑子一下子就懵了，这不是犯错误吗？什么时候也是上面让演才演，但一来运动就不分主从一锅端了。
    但又不敢不演。
    谁知道这回的风从哪儿刮到哪儿。
    这次排练可是戒备森严，凡进排练场者必须出示一红牌子，否则，一律不许靠近。戏很快就排好了，戏词全在肚里，哪能忘得了，台步、动作早已成了机械行动了，到哪儿唱什么摆什么姿势都不用费脑筋，自然而然就出来了。绝对的熟练工一个。
    这年我刚满四十四岁，虽经岁月的磨难，仍不显老，酒窝还没有成为酒沟，一笑仍很好看。底彩打上了，油彩抹匀了，眉儿勾好了，哇，一下子年轻了许多，竟使自己产生了错觉，
    这镜中的人是我吗？我还能恢复往日的英姿吗？会不会只此一场就完了呢？
    思绪左转右窜，整个脑子乱七八糟静不下来。就要上台了。同生的妆也很好，整个地变了个人，我不知他看见我这样子有什么感想。他又演吴正这一角色了，这是我们之间第二次合作，同台献艺。
    五六年到七五年，这中间夹着多少辛酸苦辣呀！二十年一晃过去了，那时我是对生活充满幻想的青年，现在已是进入不惑之年的中年人了。
    演出开始了，下面静静的，无一人说话，剧场效果达到最佳。我的嗓子仍是那么的柔美，那么悦耳，那么动听，自我感觉好极了。此时的我，将那些风风雨雨全抛在了脑后，我与皮秀英融为一体了，尽情地表现她的活泼，她的野性，她的娇柔。
    戏演完了，台下人的手没有互相敲击，然而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我的演出成功了，我不再是废人，我仍可演戏，仍可令人感动，仍就拥有艺术的春天。
    我重新恢复原职务是一年以后了，第一出戏就是《逼上梁山》，这时旧戏还仍限于英雄戏。我在里边演小角色，同生也随之到了剧团。正戏里没有我的份，每每开场前，我和同生上台清唱一段，都是新唱词，从中央政策方针到好人好事应有尽有，就这都能叫了好。
    同生比我强，回回是主角，《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李双双》里的喜旺、《沙家浜》中的郭建光等角色都非他不行。然而，每每唱几场，他就得被人抬回来休养一段，身体差到极点。不久，我开始上戏了，一式的老旦角色，《红灯记》里的李奶奶，《智取威虎山》中的李勇奇的母亲。
    由于戏目太少，演过几回看得人就少了，到长子县演出时，剧团恢复演出了《劈山救母》，唱了一夜就被禁止了。没有任何理由，总之不行，不是指定开放的剧目。前些时，我曾想恢复《秦香莲》，看此情况也只好作罢了。
    上面指示，马上上演《杨门女将》，这哪能排成呢？剧团女演员大都下放了，而《杨门女将》中光寡妇就有十二位，加上未嫁的十七八个，满台子都是女将才行，但上面的话如同圣旨，谁又敢不执行呢？
    于是剧团领导开始四处奔波，归拢剧团的原班人马。从南关配件厂要回贾家玲，这演员扮相好，适合扮演杨门女将中的任何一员；从地区邮电局要回张佳玲，她原是晋东南戏校六六届毕业生，扮相英俊，演杨文广；从地区印刷厂要回扮演杨七娘的张棉花；从长治钢铁厂焦化车间要回郭唐虎两口，常扮小旦、小生角色；从晋城要回李晓林，准备让她饰演穆桂英；从长治某公社要回牛来生，此时他已当了公社干部，是唱三花脸的；从地区冷库要回李铁桩；最后从地区六二六制药厂要回了青衣演员苏小花。
    佘太君由王桂兰饰演，高玉林饰演穆桂英，柴郡主由我饰演，到此，演员阵容才定了下来。《杨门女将》终于正式上演了。
    不久，我们排演《打金枝》。晋剧也有《打金枝》这个剧目，但上党梆子的《打金枝》较之晋剧的《打金枝》多一场“登殿”，而晋剧这一剧目较为精炼，我们将两个《打金枝》的本儿合在一起，去粗取精，取得了好的演出效果。
    最后一个恢复的剧目为《皮秀英打虎》，首次公演在长治莲花池，海报贴出不久，许多戏迷就携家带口地拥到台下，吃饭都分批分期去，生怕占好的地方再被别人抢占了。
    大幕拉开了，我出场唱了一句，就引起了叫好声，从此时起，叫好声此起彼伏，观众情绪十分高涨，我也越唱越起劲，掌声捧唱声，唱声促掌声，一直贯穿始终。
    我的眼睛被泪蓄满了，急忙扭身用手巾蘸一蘸，戏还正唱着，油彩却不能被泪水冲了。大幕拉上了，戏演完了，热情的观众久久不离去，都希望看看如今的婉芝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没有了大辫了，以简发头代之，脸皮较之年轻时则松了许多，没有了昔日的光泽，现在脸上也常挂着笑容，酒窝仍是深深的，但那眼神却深沉了许多许多，往日那见什么都好奇的我被岁月替换走了。没有改变的是依然那么不喜欢红花柳绿和涂脂抹粉，一身素装，自做的上衣裤子，只求合体就行。
    国华这时渐渐学成了。一九七八年十月，晋东南戏校参加了山西省第一届艺术教育汇报演出，参演剧目是上党梆子《三关排宴》，我的国华饰演肖银宗，郭孝明饰杨四郎，武三霞饰佘太君，刘晋苗饰桃花公主，到底是年青有为，头次献演就获得好评。在八0年十二月山西省优秀青年戏曲演员评比演出中又大获成功。国华获得一等演员奖，她在《红灯照》中饰演红灯照头领林黑娘的角色，刀马旦行当。她扮相极英俊，举止潇洒，动作刚健利索，巾帼英雄的形象塑造得极为成功，加上她唱功较为扎实，受到了专家和同行们的赞赏。
    大女儿终于成材了。
    二女儿呢？这时已考上长治市卫校。
    儿子学习成绩优秀，考上了广州华南工学院。
    同生也受到了剧团的认可，理直气壮地台上演戏、台下做人了。
    我们一家终于平平和和、温温暖暖地过起日子来，在长治买套房子吧！儿女们一天天大了，到办事儿的时候再盖房子就迟了。
    我从此不再上台演戏了，女儿上来了，我也演不动了，想歇歇筋骨，在台下看看别人演，享受享受。

                           十八  病魔缠身

    同生这几年在乡下也是大红大紫，名望很高，戏迷不少。每到一地演出，场场必见他的面，他呢？不顾累与病，没明没黑地一直唱，而且非叫了好才罢休。
    十一月，晋东南派代表队参加了山西省一九八二年优秀中青年演员评比演出，演出剧目有上党梆子《三关排宴》、《血溅乌纱》、《宝莲灯》、《斩花堂》、《武家坡》、《大祭桩》等戏剧选场和《断桥》、《皮秀英打虎》及上党皮簧《打金枝》选场，上党落子《杨七娘》、《白沟河》、《薛刚反唐》、《穆桂英挂帅》等戏的选场，另外，还有中路梆子《秦香莲》选场、蒲州梆子《窦娥冤》选场以及歌舞、话剧选段。
    演出结果，父女同登光荣榜：
    国华获最佳青年奖；
    同生获一级优秀演员奖。
    双喜临门。
    同生可高兴了，整日笑脸迎人，不笑不开口，精神高度兴奋，浑身似有使不完的劲儿，走路时脚掌落地咚咚响，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他怎么能不高兴万分呢？他的艺术、他的才能、他的人格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认可，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二十多年的“右派”帽子该有多沉哪！
    远路无轻担，何况是岁月，是二十多个三百六十五天呀！
    谁能不顿觉一身轻呢？
    何况是同生。
    当时对同生的评语是：
    郝同生为上党著名老艺人段二淼的高徒，十八岁便蜚声上党剧坛，是继著名演员郭金顺（艺名小红生）之后的又一个“小红生”。他的唱腔优美动听，嗓音清脆、甜润，吐字清楚；表演细腻逼真、动作干净利索，主演过《乾坤带》、《雁门关》中的杨八郎，《潘杨颂》中的寇准、《三关排宴》中的杨四郎，《徐公案》里的海瑞、《沙家浜》中的郭建光、刁德一，《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十里店》里的高志新等，许多优美的唱段被录音，存为宝贵资料，曾为戏曲艺术片《三关排宴》中的焦光普配音，他主演的《徐公案》被省电视台录了相。特别是他在现代戏《沙家浜》中饰演的刁德一，只要看过他的演出，没有不啧啧称赞其细腻入微、形象逼真的表演才能。
    赞誉之词真是应用到极限了。
    这年，他还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他的黄金时代再一次来临了。
    承包风刮得正烈的时候已是八三年了，剧团总是把形势跟得紧紧的。同生憋不住了，挑头承包了剧团，这下可真的要了他的命。
    春天出去的，待秋天回来时，人整个地瘦了下来，两颊明显地凹了进去，眼窝下陷，然而精神还好。我为他做了饺子，但他端上碗半天咽不下一个饺子，吃一点就得用面汤往下送，机器压的面条则无论怎么送也送不下去，只有吃饸饹时才咽得稍微省力些。为了能使他削瘦的身体多些营养，我常做油茶，既好喝又有营养。
    他回来不是因为承包不下去了，而且准备等拍电影戏曲艺术片《斩花堂》。在承包中，他没明没夜的只说上台唱就是了，战果累累，剧团的人个个笑逐颜开，分红人人两千元。那时不分主角和打靶子之分，每天打靶子是两千，他整日演主角也是两千。如此，人缘混得不错。
    这回《斩花堂》的主角无疑是他的了。每天一直在排练。
    “同生，去医院看看吧！”我不无担心地劝他。
    “没功夫，不瞧我现在多忙？”他颇不耐烦。也是，干得正顺手时，怎么能让他放弃呢？
    “可你的身体……”
    “没事”。
    他总是这样，似乎病是别人的。
    过了几天，他的饭量越来越少了，每顿一小饭勺油茶都下得很慢，如吃奶婴儿般一点一点地往嘴里送，艰难地被送到胃里。脸颊上几乎全是骨头在支撑着，眼窝又下陷了许多，眼睛似乎也大了许多，脸色黑灰，伸出的手指都骨节突出，他实在是应去看看了。
    “同生，……”
    “戏快排好了，上电影没问题了。”他不理睬我的发问，自顾自地说着。
    也许，他此时已知道自己的生命没多久了，总之他从未提过。他硬撑着病弱之躯在工作着。
    他的信念支撑着他。
    他要上银幕。
    他要向大家证明自己是怎样一个演员。
    白天来了又走了，月亮升起又落下，一天一天地，戏越排越好，趋于完美了，他身体里的病魔也加快了速度，加倍地吞噬着，恨不得一下子拉垮他。
    年底，他终于被困到了床上。
    一天，排练后的他身体更加虚弱了，要想让他去检查，只有骗他了。
    “同生，××大夫捎话让你去一下。”
    “什么事？”
    “不知道。”
    我陪着他去了，当然是装作正好顺路，因为我的身体也不好，去医院他也没在意。
    一到医院就由不得他了，医生那儿我早已打了招呼，一见同生进来，眼神都不用打，就领上他这个科进，那个科出，浑身上下全检查了一遍，连牙齿被虫蛀了都没漏掉。
    我内心别提多紧张，生怕预感成为事实。
    “婉芝，”一个我熟悉的医生叫我了。
    “你带他出去转一转吧，凭你的名望给他找个好些的医院。”
    “他怎么了？”
    “食道有问题……”
    后面还有些什么，我都没有听清，脑子里一下子乱了。同生的弟弟也在跟前。
    “你可不敢和你哥乱说啊！”我叮嘱着。
    我出去了一会儿。
    病人都疑心大。同生见到他弟弟就问：
    “我得的什么病？”
    “医生说没事，就是食道上长了两个大圪瘩，根本不影响吃饭。”
同生的脸一下子就阴了下来。
    我见门一看此情景，心里就全明白了，此时责备是无济于事。
    第二天，同生被转到了太原肿瘤医院，当天，一份病危通知书就被送到了我手里。
    我的心全乱了，不知干什么好。听人说长治有个叫南半仙的老中医的医术特别高明，被人们传神了，有关他治病的故事都极其详细，仿佛你在旁边见过一样，而且见物治病。
    急病乱投医。
    我拿了同生的一件衣服去了，老中医看了看衣服，停了片刻，说：
    “不行了，没救了，准备后事吧！”
    连神医都救不了的病，谁还能指望呢？
    没几天，我又返回老中医的家，想求他高抬神手救救同生。我以为心诚则会感动他。
    然而，老中医突然病故了。
    同生，神医都去世了，你怎么办呢？
    然而，同生却很乐观了。从不提家里以后如何，不安排后事。
    “我好了以后，恐怕不能唱戏了，不能唱就不唱了，我准备去上党戏剧院工作，整理我多年的表演心得、唱腔，研究戏剧总还是可以的。不能像剧团的老演员们一样，死了就完了，人死艺术也埋了。”他总是笑眯眯地、满怀信心地诉说着他的长远规划。
    每每听到这些，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紧，脸上则带着笑，嘴里一边附和着。
    我希望他能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另一个世界。
    那样会痛苦少些，恐怖少些。
    眼见无药可治，在太原住了八天，正月十六我先回长治，以准备后事。
    家中冷冷清清，往日擦抹得亮亮的桌椅板凳也蒙了一层灰，无心去打扫，一切与同生有关的，坐过的、动过的、用过的所有东西，都令人心酸难受。家里房子很小，地下总是潮呼呼的，偶有小潮虫爬来爬去，蟋蟀在炉台上窜来窜去，显得生气勃勃，为什么偏偏是同生染病？染上这种可怕的病？
    窗户纸忽然哗哗响起来，寒风凛冽逼人，屋外电线发出“呜呜”声，冷气顿时充斥着家的每一个旮旯，家冷加心凉，更觉寒气逼人。然而我无意去加添衣服，一切都与我无关，躯体似乎也是别人的。
    连续十多天了，我粒米未进，竟无丝毫饥渴感，一杯牛奶支撑一天，简直成神仙了。
    毕竟是道行不够，神仙未做成，嘴角干皮起了一层，咧开许多口子，血水时不时挂在下巴，脸皮干巴巴的，无一点光泽，眼神呆滞，简直是另塑造了一个我。往日做出令人羡慕的针线活的手，如今软软地颤颤的，线路如何也走不整齐，全乱套了。
    阴历二月二十八，同生回到了长治，住进了三院。他喜欢扑克，于是我找几人陪他玩，他的兴致往往很高，每每打出一局好牌，会高声大叫起好来，然后诉说自己如何调兵遣将，如何暗渡陈仓及满天过海而取胜。输了呢？则不吭声了，但无灰心丧气之感。
啊，精神状态正常。
    一个月过去了。
    “婉芝，给家里买个彩电吧！”
    “买个黑白的吧，三百元就够了。”我不想买彩电，但又不能告诉他说你快不行了，会用许多钱的。
    钱很紧张，我们刚买了一套房子，一院六间，多年来的积蓄都用上了。往日钱少用钱的人多，同生和孩子们的衣服和鞋都是我亲手缝的。比如鞋三元钱可买一双，我自己费些工夫只花买材料的钱则可穿上。
    “你真是小气呀，一定要买彩电。”
    “好吧！”
    阴历三月的最后一天，一千一百元的彩电搬进了家。
    别看同生很乐观，但对有些事是很在意的。他从太原回长治的那天是二十八，高平有“七不出门八不回家”等习俗，这一点他想起来就说，提起来就埋怨：
    “真不该那天往回走，不吉利。”
    “真不吉利吗？
    “婉芝”
    “嗯？”
    “你来一下。”
    阴历四月初三的早晨，负责同生的医生见我一进门就边叫边从门房走了出来。
    “什么事？”
    “他已进入肝昏迷期了，回去准备一下吧！”
    我的头一下子大了，也没进病房，晕晕倒倒地回家了。家里仍然零乱不堪，东西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了，一幅凄凉景象。
    腿不像我的了，生硬生硬的，机械地往前挪着，走到箱子边，却又忘了到这箱子跟前是干什么，只好又挪开，一个人无目地的在屋里转起了圈。
    许久，才想起是回来取同生的衣服及被褥的。一身白绸子衬衣，一身蓝的确良衣服，一身驼色缎面棉衣棉裤，蓝夹祅夹裤一套，还有一套蓝毕叽中山装，最后还有一件呢子大衣，这是他承包剧团时给每人买的一件，一双我一针一线纳出来的棉鞋，这是他最后一次穿我做的鞋了。
    我的泪又涌了下来。
    再放一个蓝色枕头，蓝书包也放上吧！他盖一条黄缎被子不行，再压上两条被子吧！一蓝一红，颜色挺好看的，都是他往日喜爱的颜色。
    他爱打扑克，给他带上一副新的质量好的扑克，他还特别喜欢抽烟，带上……
    我边准备着，边默默地想，生怕将他喜爱的漏掉，他才五十一岁呀，能玩的还多着呢，可是，他就要不行了。
    我怎么办呢？极大的悲哀一下子击倒了我。虽然他不是座坚强的靠山，但毕竟是座靠山，虽然他是挡不了多少风寒的港湾，但我毕竟在那里停泊，虽然他是带给我许多痛苦的丈夫，但我们毕竟是夫妻。
    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几十年呢？
    他的脾气不好，曾惹了很多人；他疑心较重，曾伤了我的心；但大家都谅解了他，给了他无私的帮助和关怀，我也没有去责怪他，因为我了解他。
    人无完人。何况因成份不好而“右派”二十多年的他呢？不管优点大于缺点，不管缺点多于优点，他都要走了。
    人们都会谅解他的，我想是的。
    太阳往西动身了，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仍无意去做中午饭，毫无饥饿之感。
    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门被一下子推开了，“你快去吧！”来人说了一句，扭头就快速走了。
    “难道这么快……”我不敢细想，朝医院快速走去。
    阴历四月初三下午两点多，同生走了。
    我欲哭但无泪，泪早已流干了。
    走前的一个月，他光荣地被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他终身愿望。
    暖和被带走了，家中更显出冷清，今日的呆坐代替了往日的繁忙，两眼呆呆地注视着一个地方，能坚持很久很久……
    同生火化了，我为他穿上了所有的衣服，家做的服装一般都肥大，将那毛料中山装显得又瘦又小。他活的时候没有穿过几身好衣服，这是最后的了。
    所有的一切都随同生一起化为灰烬了。我望着那雕花的骨灰盒，仿佛觉得同生似乎就是为了生病住院和受整挨批而投生的，不然为什么刚刚能够扬眉吐气地大显身手时就走了呢？
    人生真是个谜。
    彩色电视机一直没有挪地方，也没有拆包装，这原本是想让同生回来亲手打开的，一切都已完结了，没有一个人去动一下那里，瞧见都令人心酸。
    他一心想买是为了能看上，可惜买来刚三天他就……

                           十九  忙碌幸福晚年

    人们常说，干什么伤什么。瞧，剧团的许多人曾发誓以后绝不在剧团安家。确实，不当演员后把家也迁走了，或者自己是演员的，子女们没有再踏入这门口，伤透了。
    我恰恰相反，一定要将家安在剧团，一辈子与剧团粘在一起。现在，我分到一套象样的房子，三室一厅，外带厨房和厕所，与我和同生原住的那间房子简直有天地之别。可惜，这幢楼是他走后才开始打地基的。每天打扫房间则耗费我许多精力，以致清洁工作得分批进行，诸如一、三、五擦桌扫地，二、四、六拖地倒灰，倒也自得其乐。
    也许我的习性都是天生的，如整理房间，原来在旧房子时，三天两头那些简陋的家俱就得来一次大换防，鸡飞狗跳的满家灰尘飞起又落下的，常常是家得到焕然一新，人却脏的头发蒙灰鼻孔发黑，这点又被原封不动地在这间房里实施起来。
    大女儿出嫁了，二女儿也出嫁了，住在我们新买的一院六间的三间内，另外三间租了出去，儿子回南京工作了。整个家就是我的天下，这三间住人的家我都摆上了床，这个家睡两天，那个家躺三天，三个房间一个月可轮三圈，中间的会客厅。我摆上了一个三人沙发，沙发前摆一茶几，沙发的右边靠窗竖了一个立柜，沙发对面搁了一张柜桌，柜桌旁边放了一张小方桌子，上面摆着那台彩电，靠柜桌的墙上挂有一张同生的彩照，六寸大小，位置与彩电位置一般高，这是他在排《斩花堂》的空闲拍照的，那时已经很削瘦了。
    我很喜欢养花草，特别是海棠、绣球之类的花很多，光绣球就有大红花、水红花、浅红、粉红、白色等品种，每到开花季节真是争芳斗艳，还有那仙人类花草，仙人球、仙人棍、仙人球上接棍、仙人棍上又长球，令人百看不厌，花多则有花多的麻烦，看的人只顾赞叹都不管浇花，浇花人汗流满面只嫌花多。
    有一年，我的花繁殖很快，每个房间都摆上了七八盆，四七二十八、四八三十二。外加上前后两台的花盆，五六十盆不止，每每浇一回，得费我一天的时间，每盆还跟点眼药似的闹干旱。一狠心，天冷不拿屋里来，冻死算了。
    人们常说，公家的东西不坏，不心疼的命长。一开春，除个别寿终正寝外，大部分从根部又长出了新芽。
    家中忙碌且不说，外事活动还不少。以前，我曾于一九六四年作为代表参加过山西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七七年是山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八O年四月参加了山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八一年参加全国文代会，并被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一九八五年当选为晋城市政协委员，除此之外，我还是山西省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晋城市戏剧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古今中外女名人辞典》将我的生平与成就收了进去，此书已出版。最近，我又被聘为振兴上党梆子顾问、晋城市艺术系列的中评委，或下乡看戏、或参加职称评定，时间排得很满。
    就我这中气下塌的嗓子，每每在开会期间都得引吭高歌一番，否则下不了场。沙哑加上上不来气，使戏词被无意中断句了，然而它总是戏，何况听众都是些老戏迷。此种演唱只有在戏剧会上破例。
    每当会议检票组开始检票，代表们休息却又没有被告知可以离席时，大会主持人就开始点名了。蒲剧的王秀兰，晋剧的牛桂英、程玉英，北路梆子的贾桂林，上党梆子的我，只要在场，都得轮番上去亮相，否则过不了关。不论谁先唱，会场气氛一下子就会活跃起来，笑声不断，人人脸上挂着笑容，精神可好了。
    有许多同志没有看过我在台上演戏，但说起来也头头是道，细一问，原来在某某某次会议听我唱过。
    大多数时间是空闲的，上午家里总是挤得满满的，九点刚过，人就慢慢到齐了，但大多数是老人与伊呀学语的孩子，电视总有人去开，于是，喧闹停止了，一屋子人数目直盯屏幕，偶然发现曾出现过的面孔，就大声喊了出来，于是有人附合，有人说不是，结果吵成一团，接下来的对话谁也没有能听清。不一会，吵闹自然而然停止，犯不着为电视中的演员废唾沫，这点道理一想就通，然而再遇上同样的事，还会吵成一锅粥，有人默不作声，有的愤而出走，余下的位置很快有人补上了。
    下午则比较安静，小睡一觉，喝口水，不一会儿就有人在院内吆喝：
    “打扑克了。”
    于是，我慢慢地走出去，最佳搭档的位置给我空着。我的对家也是个老人，配合十分默契，打升级牌都有暗号，鼻子梅花、黑桃主时要眨眼数下，红桃沾口水，方片则无声暗示，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一家，那就“暗号照旧”。赢了议论妙着，输了则数落百般不是，甚至把牌摊开，重新示意如何才能打赢，有趣极了。打到酣处，锅干了米糊了是常事，由于心情舒畅而再重新添水重新洗米，至于糊了的锅，则要泡上七七四十九天才能刮下黑锅巴。
    夜晚，我的碗还没放下，看电视的人已涌入沙发内，去盘里夹点菜都得七弯八绕。每每北京天气预报完后，则电视机才能暂告一段落，且听明日分解。
    也许年纪是大了，特别容易怀旧。一些小时候的事儿都能清楚地闪现出来，令人又伤感又留恋。春天摘桃，夏天偷杏，秋天打枣，我和东莲、随介等姐妹们的许多恶作剧那么的可笑，纺棉花、上阁楼偷吃黑枣、红皮休书、妇女们梳的攥芯子，一幕一幕如放电影般闪现，或进入梦中，或将泪水揉入枕巾。
    人的一生值得回忆的事儿太多了，每走一步，都要留下脚印，只是有的直，有的弯，有的路平坦，有的路崎岖，有的根本无路可走。我终于走过来了，尽管崎岖，还将认真地走下去，尽管还可能崎岖。
    年纪大的人也许迷信些，前些时有个法师（人们都这样说）到我家坐了坐，说我的三个儿女不孝顺，指望不上，同生没有走，每天在家中与我作伴，我相信了。
    人怕孤单，不是吗？
    每年同生的祭日，我都要给他烧许多的香烟，烧许多我认为他需要的东西，说一些家里的近况，女儿与儿子的消息及许多许多我无法对外人讲，讲了也不顶用的话，比如儿女们的事。
    我很满足了。每月工资一百六十元，加上杂七杂八的补贴等，可拿二百元左右，以前孩子们小，花销大，光国华的奶妈就雇到十五岁，如今孩子们都成家自立了，一切都好了。
    “吆吆”，一声奶气的叫声传来，原来是我的小外孙来了，他咬字不清，大约卷舌音发不出，将“姥姥”叫成“吆吆”了。
    他摇摇晃晃地进来了，嘴里鼓鼓的，含着糖块儿，我拉开抽屉拿出月饼。
    他摇摇头。我又拿出苹果，这是在墙柜里放着。
    “不要吃果果，我要吃蕉蕉。”
    瞧，这会儿的孩子张口就要吃香蕉。别说我小时候，就是她妈小时候也没这口福。
    我现在有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很快就有孙女或是孙子了。
    晚年将在这之中渡过。
    一定会安享这晚年的。
    最近，我被特邀为参加山西省第五届文代会的代表，就要去太原开会了。
    不管干什么，总之忙碌得很。
    但我很愉快。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和爱护我。

                           二十  写在后面的话

    “婉”，书面用语，柔顺、美好。“芝”，一种香草，古时比喻德行的高尚或友情。这就是上党戏剧的名角吴婉芝的名字在字典里的含义，而这名字确实与吴婉芝的一生相映衬了。我一直以为，有的人是注定会在历史上留下清晰的痕迹的，就好象有的人如清风掠过而毫无踪迹一样。
    一次，问到一个爱好广泛的年轻朋友：
    “喜欢听上党梆子吗？”
    “喜欢。”
    “喜欢听吴婉芝的唱段吗？”
    “哦，她是唱什么的？是新人吗？”
    天！一个曾经名震上党的艺术家，这么快就让人们忘记了？
    人总是很健忘的，大到对南京大屠杀的木然，小到自己身上的伤痛。每一个人是渺小的，也许是平凡的。但再渺小，也可以折射出你曾经经历的时代变幻，都会或多或少的留下那些岁月的痕迹，一个人的历史，其实也是整个时代的历史。于是，在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追忆中，使那些被尘封在记忆箱底的片段在某一天，又一次一次见到阳光了。
    这传记是我32岁的时候写的，写好以后，一直没机会发表。一直到2003年《上党名角——吴婉芝》（传记）才能够在《太行文学》上发表，首先应该感谢市文联主席阎安辉。如果没有他，我想，吴婉芝的故事仅仅是她自己的，没有人会知道她作为表演艺术家的那些坎坷和磨难。
    因为连载间隔时间太长，看到后面时，前面的印象就模糊了，好在网络很便利，不受资金和篇幅的限制。所以，我把这篇传记发到这里和《凤城论坛》，让喜欢吴婉芝的朋友能够连贯的看完。
    艺术是不死的，那么，传播艺术的人也会得到永生。
    看了我写的文字，你会去寻找一下吴婉芝的唱段吗？会去听听吗？尽管现在的唱腔有很大改变，尽管如今的乐队伴奏加了电声，但她那如天籁般的嗓音，我想一定会给你留下深深的印象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