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梆子不是服务于百姓的？
                             ----月下独酌

    前些天就听网友NG说看了上党梆子《赵树理》后，想写一个东西。
我早想先睹为快。今晚我又问及此事，想请其概括说说主要观点。NG所说内容如下：
   “对上党梆子了解的少。简单说三句。
    第一，上党梆子的诞生本身就不是服务于百姓的。
    第二，上党梆子的发扬光大主要得力于民国时期的晋城官僚在太原的影响和解放后赵树理在北京的影响。
    第三，要想大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做大的改革。”
    在此，我想尽量撇开爱戏者的偏见来谈谈自己对于这三个观点的看法。
    关于第一点，我持否定意见。
    尽管上党梆子的起源问题至今仍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如有人说是“从宫里传出来的”，有人说是“从西边传过来的”，有人说压根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艺术，目前尚无定论），但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根植于民间，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这一点是没问题的。在晋东南地区，明清以来，只有“大戏”（上党梆子的旧称）可以敬神。其实，大家知道，所谓敬神，是既敬神，亦娱人。或者说是借敬神而娱人。而这里的“人”，绝对不会是仅指少数的官僚和地主。
    官僚养戏班，或官僚组织戏曲演出活动，并不能说明，上党梆子“不是服务于老百姓”、“它是官僚和地主阶级娱乐的工具”。因为，即使有官僚的参与，他们中真正关心戏曲演出、真正懂戏、关注演出内容的人并不多。上党梆子的观众主要还是老百姓。
    NG的根据好像是说，剧团或剧种得靠政府养，老百姓是养活不起剧团的。在古代，甚至一直到解放前，官僚养戏班是很常见的事。但事实上，除了官僚所养的戏班，社会上有相当数量的民间戏班，或者说大部分戏班是民间戏班。上党梆子大致也是这样。且解放前并没有政府养活剧团的事实。解放后是政府养剧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和体制的问题（结果也造成了剧团对政府的过度依赖）。所以“老百姓是养活不起剧团”的说法似值得商榷。
    关于第二点，我同样持否定意见。
    NG认为上党梆子的“发扬光大”，“民国时期晋城官僚在太原的影响”和“解放后赵树理在北京的影响”作用极大。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两次推动，这个剧种或许早完了。
    我觉得，NG对这些人物所做的努力估计得过高了，且对上党梆子当时的生存和发展情况了解得并不多。“民国时期的晋城官僚”和赵树理对于上党梆子的发展，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使这一剧种在晋东南之外，主要是在太原和北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这种活动对于剧种在自身流行区域内的影响是有限的，而对于地方剧种的发展来说，这才是最为主要的！）。但真正使剧种蓬勃发展的力量始终牢牢植根于民间——咸丰年间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的八九十年时间，是上党梆子发展史上的鼎盛阶段。其间的班社很多，这一时期留下的戏曲题壁中，出现的班社名有213个（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可见上党梆子当时的盛况。
    NG所谓“民国时期晋城官僚在太原的影响”，当是指1934和1935年上党梆子三次组班到太原演出的事。对于这几次赴并演出，我觉得栗守田老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即“上党梆子艺人和爱好者，都满怀信心，要走下太行山，与区外的兄弟剧种作艺术交流，使上党梆子在新的地区产生影响”。这种演出，是剧种要扩大自身的影响，并非是要努力走出低谷。所以这次活动对上党梆子来说，的确是一种“推动”，但根本不存在剧种“完”不“完”的问题。
    著名作家赵树理，一生热爱家乡戏上党梆子，是一个超级戏迷。他对扩大上党梆子的影响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要看到，自他出生至去世这段时间，在民间，上党梆子一直是富有活力的，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虽处境极其艰难，但还是有少数班社作断断续续的演出。所以，赵树理的确对推动上党梆子的“发扬光大”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同样和剧种的“完”和不“完”毫无关系。
    总之，民国官僚也好，赵树理也好，他们所起的作用，并非能大到左右剧种生死的程度，也根本和“完”与不“完”没有丝毫的关系。而这段时间上党梆子“发扬光大”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民间的力量。
关于第三点，我很赞同。
    对于对上党梆子了解较少的朋友来说，由于“旁观者清”的原因，也许更能看到戏曲和现实生活不适应的一面。
    对于上党梆子来说，老戏迷往往拒绝改革；年轻戏迷中对戏曲了解较深的人，也怕改革使剧种不伦不类。但我的观点是：作为一个古老的剧种，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当然这样的改革必须是在传统基础上的改革，而不是随意乱改。但，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
    不管怎么说，上党梆子要努力适应当代观众的审美口味，否则只有死路一条，顶多是博物馆里的文物而已——如果真是这样，那可就真正成了名符其实的“遗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