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和哀悼--致好友马天云老师
王西麟

    今年5月25日上午大约11时左右，我突然收到来自长治的周海根的长途电话，告知我马天云老师已在当日早晨病逝于长治。这消息如此突然而令我震惊！因为仅仅在一个多月前，他还在北京住院治病并打电话给我，并相约要见一面，同时还约了省歌的老友张步发同聚。他的声音不如从前那样明亮，我这才知道他已来京住院治病一、二个月了！并为即将来临的聚首而欣喜。但这次安排的日子还没有到，他又来电话说：明天要来看我及另一位小提琴老师。我等到上午12时还不见来，心想他不会来了，于是和女儿同去吃饭。由于恐怕他仍然会来，我们很快不到半小时就回来，却再也没等到他。次日，他来电话说已来过了，因有它事而没等我。我颇为懊悔，使得他和迎春空来一次，也颇感歉意。我正想再次安排如何会面，数日后，他又电告说病有好转，他将返回长治了，我还为他颇感欣慰，心想也许不久我们会在长治连同张步发再次聚首，畅叙纵横。不料如今却突来恶耗，竟然失去了在北京的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而使我怅然而伤感！如今又过去三个多月了，我总想写一些关于我们相处七年的事，以及这些事件对今日和今后的意义。我的心情每每总因追忆这些往事而沉重。

    我是由于1964年在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因发表意见二小时激烈地批评了当时党的文艺方针而犯下了反对党的文艺路线的严重错误，本应“严加惩处”却被“宽大处理”而打到山西并度过了十四年落难生涯的。谁知这个“宽大处理”却是如此之严峻可怕！我在雁北大同度过了七年卑贱、苦难、险恶、严峻、猪狗不如又最有意义的的坎坷岁月，正在生死关头，被晋东南军分区的郭华明主任由于要普及革命样板戏而缺少音乐指挥，又多方查访、几经努力而终于将我调到上党，真正是救了我一命！于是我才得以迅速地逃命般地离开大同，并在上党老区度过了又一个七年的极度紧张繁忙而又有另一番意义的岁月。

    我在上党做了许多极有意义的对该地区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开劈性的大事，结下了许多友情深厚的好朋友使我久难忘怀。但是对我以后的创作有重大意义而影响深远的，那就是我在这里才得以发现、认识、学习、研究了当地的地方戏曲“上党梆子”，并对它发生了浓厚和不衰的兴趣，又亲自投入了它的创作。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上党梆子的音乐专家马天云老师结下了毕生的深情厚谊。虽然“上党梆子”即便今日在全国音乐界也鲜为人知，但是对我来说，却成为我的落难生涯的独特的文化收获。也自那时起，我和“上党梆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对我后日的创作有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也正因此，我和天云的友情，在我离开山西后的迄今二十多年也依然如故，我们还多次在一起共同工作，常常互通长途电话。如今，他的音容笑貌亦然浮现，而我却再也见不到他了！不由得哀从中来！呜呼，悲夫，天云！

    那时，依照地区的传统习惯，我们都称呼他马老师。在平时多次的工作或闲谈中，我由他这里才知道了上党梆子的南北流派、三艺班等发展历史，知道了段二淼，郭金顺，汪东只，牛一舟等代表性演员的名子和他们的特别唱腔和唱段。有一次我听到一阵打击乐很有特点，马上问他，才知那叫做“十五锤”。那时是文革时代，旧戏是受批判的，因此，我不能读到任何系统的文字资料，这些零星的知识，大都来自于他。他似乎是上党梆子的一切知识的活辞典，诚然，这是他毕生的艺术实践和工作的长期积累的丰硕之果。        

    但是我由他处获得的最大收益，却是某天夜晚他来我家，闲谈中，他为我唱了一大段我从未听过的旧戏唱腔的片段，这原来是“乾坤带”中的杨八郎被俘后的一段“宽大板”。那时是不能大声演唱的，但他以手击案，用相当的力度唱起来，我已完全感受到这段唱腔的极富动力、充满表情、极具代表性的艺术魅力，并且一下抓住了我。我渴望要求整个研究这个段子。次日，他再来我家，这天好象是停电，屋里点燃两支蜡烛也仍然十分昏暗。他带了他手抄写好了的两大张约八开大的简谱的白纸，这是这段唱腔的完整的资料。他说这是晋城的一些文人绅士们的反复推敲后的唱腔。

    啊！这真是十分有力的一个唱段！它的气魄很大，呼吸宽畅，起伏跌宕有序，抑扬顿挫考究，布局层次分明，尤其是它的主人公的大英雄空怀报国之志却悲愤满腔无处可伸的痛苦之心，深深打动了我，也许和我自己的落难困顿之情深深共鸣之故吧，我多爱这个唱段啊！我认为这的确是上党梆子的由农民文化走向文人文化的提高过程中的极为罕见的一大代表性的进步现象。

    文革之后我离开上党重回北京，多年来在音乐界的多次学术会议后的大家晚餐时的互相献艺的余兴中，不少作者都唱了他们自己的作品，而我却为了宣传上党梆子而曾多次向大家表演这个唱段，使得以后又有不少此类场合，人们索性向我点名要听这段唱腔了！尤其是1996年2月在台湾的国际作曲家聚会中，我在正式发言中又完整地表演了这个唱段，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品家和其它人士们的举坐惊讶和强烈反响，台湾的著名资深记者陈宏先生还专访了我并将文章发表在台湾国家交响乐团（当时是省交）的刊物上，其中完整地记下了这个八大句唱段的全部文字，还把我边唱边演的情景着实描述了一番。

    大约在八十年代中期吧，我又请他为我录制了一批上党梆子代表性演员的传统唱段的录音，他在吴保明的协同帮助下为我录了满满五盒磁带，都是吴婉芝、郭金顺、郝同声、汪东只等代表性人物的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久前我已将它们全部录为光盘保存。这其中的“乾坤带”的同一唱段，又有不同演员的不同艺术风格的不同版本。由于郝同声、吴婉芝两位的故世，它们的历史价值更显珍贵。如今天云也去了，我在此一并向他们深深致哀！我还向留学德国和已将永居德高望重的中国作曲家多次赠送过上党梆子的录音并介绍他们也来吸收和发展这个仍然少为人知的独特文化。我多么期望上党梆子这个独特的艺术之花，能被全国和世界都能欣赏到她的艺术魅力啊！

    上党梆子《交响乐沙家浜》的移植创作，是我约请天云参加的为上党地区的文化艺术事业做的一件极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处于文革中的艺术创作的可能性是太少太小了！我看到京剧“红灯记”可以移植改编为新疆音乐，于是想到我只有移植“交响乐沙家浜”才可以做些有意义的事，之外甚么也做不成。文革以来，各个剧种只能演样板戏，一招一式都要照搬样板戏，唱腔和锣鼓经也只能硬套京剧，硬套又套不上，于是地方戏的音乐特点被严重破坏净光，老百性根本不愿看，不愿听。于是一些剧团在乡下的许多演出就天高皇帝远，仍然演旧戏。因此，要有高水平的作曲家，用科学的艺术方法，分析和把握原剧种的音乐规律，来把京剧样板戏的文字唱词重新作曲，就成为极困难又极迫切的工作。李秉衡为武乡剧团移植创作的“红灯记”就是取得成功的例子。

    我要移植创作“上党梆子交响乐沙家浜”，首先想到要请天云帮助我设计其中的的一些戏剧唱腔的部分，大约有全作唱腔的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天云永远是好合作好说话的，他欣然同意。他设计之后，我再把它们用交响乐的思维加以艺术处理，或者拉宽、或者紧缩、或者发展、或者减少某些地方，如“朝霞”的一段唱腔就是这样做的。我力求对传统唱腔有所丰富。而交响乐部分和全局自然由我来统领。当时我们又一同多次去找文化局长杨精华以取得他的支持（可惜，这时的郭华明主任已和军队一起撤出地方了）。

    于是费了六、七天的功夫完成了创作，又费了三、四天的功夫排练和演出了。每次排练他都必到，而每次在场他总是先说“我是来学习的”，总是客气一番。我却完全没这一套，而且甚至内心根本觉得太多余了。但是有一次我请他发表意见并在全场安静下来之时，他却明确的提出某处的不足，说着说着，就为某些地方而示范演唱了！只见他用双手十指交叉兜住小腹，大概是表演丹田之气吧，他的高音突然如此响亮而具有极大穿透性地併发出来，大有响彻云霄的不凡气派，着实使我极感意外而颇为惊讶了一阵！我愣住静听完他的示范后，哈哈大笑的说：“这真是真人不露相啊！”于是全场大约近百人都大笑起来！我心想：“真没看出来老马还有这些深沉的底功！以后要请他再唱唱！”

    《红灯照》是我们合作的对上党地区有历史意义的又一件大工作，这时已是四人帮被打倒后，我在离别上党回北京之前为地区做的最后一件工程了。我们同去北京看戏之时就商量好一定要把上党梆子的风格味道做得足足的，这早已是我们共同的憋足了劲的决心了！如果今天总结一下的话，我们当时是做了三点：

    1，力求恢复和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丰富资源-——我在“上音”时曾多次听过于会泳的课，对他的如此熟知京剧传统极为钦佩赞同，此时则力求用此原则工作。如“红灯照”中的大师姐的长篇的慢垛板“一根电杆上一颗人头”的重点唱段，就是大力的採用了吴婉芝的“你的父投宋来连年北进”的传统慢垛板唱段。其它如已经多年不用的“宽大板”、“霸王鞭”等板式以及“十五锤”等锣鼓经，我们都尽最大可能地多用。自然，这都是请天云努力搜肠刮肚由他的记忆宝库中追溯出来的，我只是在他的唱腔上偶然有时小作丰富或增补而已，功劳全在他；

    2，凡有合唱或戏剧场面的一切伴奏音乐，也必须彻底的严格的上党梆子化而绝不能“掺假”——如剧中的女兵们练兵的合唱和群舞场面，就是由天云提出的几首曲牌中，由我选出其一、二，并严格保持原始的旋律音程，又拉宽其节奏，或将其拼贴而成。这首合唱曲在2001年我回长治工作时，当时饰演大师姐的十九岁的婉芝的女儿吴国华竟然在二十五年之后能如此不假思索的完整的唱出来而使我颇感惊讶！又如将曲牌“荡荡鼓”的旋律严格不动而节奏加以扩大，在由民乐组演奏的旋律下又加入三支圆号的节奏型的配器处理，再加入小锣小鼓的伴奏，多年后天云还向我写信中提起并评价此事的开创意义。

    3，在全剧的配器中，力求由传统音乐的韵律、节奏、气息、板式中或抽出、或引发、或填充、或点缀，所有的具有交响乐思维的因素，都由传统中生发，一切音型和乐队的多声部思维，都只能用在上党梆子的戏曲中，其它剧种是用不上的，这正是我们的几极力追求。

    2001年我重回上党时，因工作需要而看了几盘九十年代的中路梆子的录像带，我和天云在对比之下慨然而叹于 “红灯照”所做的早于后者二十年，却被当时和现在的历史淹没了！

    天云好象是一直很小心的，他从不与人直接顶撞，总是在人前表现出谦恭的样子，很多时后我都感到他太客套、太退让、太曲意迎合了。在我知道他竟然也被打成右派后，他的这种待人接物的样式才被我找到答案，但我仍然感到他太过分了！有一次好象是我们同在外地的某县的招待会的傍晚的院里闲谈小坐，周围清静无人，谈起不知何事，他说到得意处把腿很随便的架起来，但马上自觉得不好又马上收起来规矩的坐好。这个动作，我还似乎有几次发现。我想他何必对我也这样呢！我觉得他太过于小心了！今日我回想起来，也更为造成他的这种状态的社会原因和他的被扭曲而慨叹中国社会政治的可怕和可悲。直到1985-86年我去长治的他家时，才发现他终于有了改变，敢于说不同意见，也随便得多并愿意穿西服了。

    他的好学给我很深印象。某一雨天的傍晚，我去他的住处看他。这个院落似乎清冷无人，小雨微寒，树叶滴水，更现得很幽暗。我进屋后，发现他正在做从我处借去的“和声学”的习题，而且似乎他多日来已做了不少，我翻看几页，大都正确，少有错误。他还在努力的学习配器法。好几次，我才发现他是想要我的配器法讲义，但他绝不好意思明说，是我多次才感到的。这事也使我毕竟有些为难，因为这套施咏康先生编的厚厚的两大本的配器法讲义当时还是很有用的，而且我的在上音的所有的讲义已经所剩不多了。最后在已知我终于可以离开上党重返北京了之后的一天，他来我家时，我主动说出把这套他想往了很久的教材赠送给他时，他的感动的表情令我难忘！

    我的上党时代是我落难生涯中的内外全不一致的时代。外在我是极度紧张忙碌于工作，而内在又心境孤苦压抑沉重，如此度过了七年之久的两重岁月。在那个时代，我是只身一人无奈地沦落漂泊在陌生山区，又身揹沉重的政治包袱而茫茫不知前途何在的落魄者，而这期间，天云兄就成了为我做了许多解脱安慰的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同在省城太原，他陪伴我同去见省音协主席夏洪飞商谈我的工作求调问题，自然毫无结果，三人僵坐在那里，他只好说：“还是不要离开这块宝地吧！”而使我哭笑不得。虽然他的勸解难免不得要领而且亦然无奈，却使我后日想起往往为之黯然神伤！如今他已去了，我失去了一位难得的回忆伴侣和落难生涯的内心见证人，欷嘘不已！悲凉之矣！

    近年来我曾两度访问台湾，我为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前团长指挥家陈澄雄先生为台湾做的大量的音乐普及工作的成果而大大感佩！由之，我必然而强烈的想到我在上党老区七年之久所做的一切更紧张更繁忙更艰苦又更加大量的工作。但是陈先生的工作，大多都收到有效的结果，他培训和培养的青少年们日后都成为台湾青少年管弦乐团的成员，并又在他的指挥下多次外出访问演出于欧、美、非各国；而我在上党七年所培养的一切结果，却大都流失了！就说我和天云兄及多位朋友们做的上述两件最大最重要的工作，如今也只能在人们的口头回忆中流传而连声音也听不到了！二十五年过去，我离开上党时的十七岁的少年，今日他们的孩子们也十七岁了！而我们建设的文化艺术的殿堂，应该有新的“沙家浜”、“红灯照”来超过我们的昔日才是啊！

    啊！用政治强权堆成的艺术辉煌，如同沙漠中的塔影，并不付合艺术本身客观规律的真理。而那些建塔者们的汗水和生命，如何才能不被流失呢？

    我知道，马天云先生还留下大批的上党梆子的宝贵的乐谱和文字资料，我真心的极其殷切地关注并盼望能把它尽早地如实地完整的正规地出版，书成之日，我愿为之写作艺术研究的文字来为天云兄毕生的艺术劳作的留世、为上党地区这一代表性的剧种的发展和推广再尽微力。

    我刚从湘西回来，我看到如今许多民间艺术都没有了继承人，因此，我更加殷切的期望能有马天云先生的上党梆子音乐的继承人和研究者，我呼吁政府和社会一定要总结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