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八音会是流传于长治、晋城一带的一种民间吹打乐，它起始于夏商，形成于春秋，汉唐时成为一个完整的音乐形式，流传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说“八音会”，首先要说何为“八音”。中国古代的人们发现能发出声音的材料非常多，在以后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将这些材料进行加工做出了各式各样的乐器，并用这些乐器来进行简单的音乐演奏。在当时，能制作乐器的材料大约有八种：“金、石、土、木、匏、革、丝、竹”，后来，人们就将各种乐器通称为“八音”；“会”在这里指的是一种形式、一个平台，将各种乐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演奏音乐，就叫做“八音会”。

　　八音会的主要功能是服务社会、服务民众，娱神、娱鬼，以及人自娱。如：宫庭官府的礼仪祭祀，迎来送往，喜庆宴乐；军队中的出征助威，班师凯旋；还有民间的迎神赛社、婚丧嫁娶、生儿育女、满月开锁、开业典礼等。

    古人认定音乐具有娱神、娱鬼和娱人的作用，但凡驱傩、祭祖、祀神等社会上的重大活动都离不开音乐。孔子的徒弟公孙尼在《乐记》中是这样说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旌谓之乐。”这就是音乐，这就是音乐的主要作用。

    北宋时期的音乐家陈在《乐书》中说：“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用”。说的也是一首很好的诗赋配上好的曲调，再加上各种乐器的伴奏，便有了裁云缝雾之妙思、敲金碎玉之奇声，人的灵魂也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八音会”也是迎合了人们的这种精神需求而得以生存和延续下来的。

　　其实，“上党八音会”这个称谓的历史并不太长。十八世纪末，一些民间的音乐爱好者为了和“乐户、龟家、行道、吹鼓手”等职业乐人相区别，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音乐活动形式取名为“八音会”。在音乐这个行道里他们这个群体是“俗家弟子”，非嫡传身授，所能演奏的曲目也大都是些乡野小调、地方戏曲等。他们没有乐户人家那样多的各种套曲，程序、仪式也不太讲究；每年活动的次数有限，像长治县北张，南张一带的民间吹打乐（当地人叫“细家伙”）就是典型的“八音会”。村民们闲时相聚在一起演练、交流，自娱自乐。到了春祈、秋谢和庙会等场合，都要和邻村的八音会设台摆擂，猛吹、猛打一番，吸引来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驻足观看，在人们的喝彩、助威声中，用尽吃奶的力气尽情展示平时练就的各种技能和技巧。劲使足了，汗出透了，也就心满意足了。那些吹打好了的班子，人人都有一种成就感，说不定哪天就会被别人相中而前往助兴。他们不办白事（葬），一般也不办红事（迎亲），专司上香祷告迎神驱傩和正月十五闹红火等。有事时聚，无事时散；农闲时聚，农忙时散是他们的一大特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为民间音乐的“八音会”和专业的乐户们，他们之间的交流增多了、禁忌减少了，今天有事我叫你，明天有事你叫我。“八音会”融进了乐户的好多东西，乐户们也从八音会学到了很多地方性很强的东西。以致于交融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全新概念的“八音会”。

　　说“上党八音会”不能不提“上党乐户”，两者无论从职能、形式和服务目的来讲，都是一脉相承的，它们仅是称谓的变化而已。称谓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割断。文化的传袭就是这样的神奇，影子是影子，骨子里的东西总是抹不掉的。“上党八音会”发展到今天，已全部承接了“上党乐户”的衣钵，无论从形式上、内容上讲，它都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延续和发展。“上党八音会”正是“上党乐户”的历史再现。
下面，再让我们来看看何为“上党乐户”。

　　“上党乐户”是职业乐人，它们代代相传，自成体系，户与户之间密切相连、艺不外传，就连娶妻嫁女也都是在相互之间进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从商周到汉唐一路走来，到清雍正年间止，“乐户”这一称谓已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

　　历史上专门以乐舞取悦于人和鬼神，并以此为业的社会群体，应该源自进入阶级社会的夏商时代。“女乐”、“乐工”便是这一群体的代称。

　　夏桀是夏代最后一个皇帝，他极端暴虐荒淫，极尽声色之乐；他拥有“女乐”3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管十·轻重甲》）；他作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以女为观”（《吕氏春秋·仲夏季·侈乐篇》）。另据《史记》十三注引中说：夏桀“大进倡优烂漫之乐，设奇伟之戏、靡靡之音”。至于当时是否有“女乐”3万，现已无从考究；但是作为以声色娱人的“女乐”，享受者当然是统治阶级，普通百姓是与之无缘的。到西周时，礼乐制度得以实施。在这种制度下，专业乐人群体得到了很大的加强，除了“女乐”之外，还有许多以乐工、乐师名之的人群。这些人的加入，丰富了“乐人”这一群体、丰富了“乐”的内涵，赋予了礼乐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一种良好的氛围，具有了很强的社会功能性。由于古人对许多自然现象不理解，因而生发出种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行为，“乐”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使之成为了一种连接“人”“鬼”“神”的桥梁和纽带。

　　古代封建统治者受儒文化的影响，在管理国家的事务中，对两项大事非常重视：一个是战争，一个是祭祀。谓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打仗要擂鼓助威、鼓号齐鸣造势；而壮士气，扬军威，则离不开“乐”。祭祀活动推崇的不仅是神，更重要的是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为凸显其重要性，祭祀的整个过程也离不开“乐”。“乐”重要了，“乐人”、“乐户”也就重要了。所以，有战争的地方就有“乐人”、“乐户”，有祭祀的活动就有“乐人”、“乐户”。笔者收藏的一本《上党古县志》就记录一段祭孔活动的整个过程。其奏乐有乐谱（工尺谱），羽舞有舞谱，还有更详尽的古琴谱。

　　操持这些“乐”的人们，在当时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是受人尊崇的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士大夫阶层，都因礼的需要而对“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百家论乐，习乐之风盛行。因而，可以断定这些“乐人”就成为最早的“乐户”雏型。
上党有着非常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商周时就有“赤狄潞氏”国（潞城西流一带）和“赤狄甲氏”国（屯留故城，司徒一带）。人们择泽而居，繁衍生息，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极大地发展了文化文明。特别是西周时青铜器的出现，全面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上世纪70年代在长治市区分水岭一带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成套编钟、石磬等乐器，是当时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佐证。从精美的器型和做工中可以管窥到当时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奢靡；同时也折射出“乐”不仅存在于宫庭，也存在于民间；宫庭有“乐人”，民间也有“乐人”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据笔者了解，后来在长子、潞城、屯留、沁县也相继有大量的编钟、石磬等乐器出土）。

　　“乐户”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北魏时期。《魏书·刑罚志》有这样的记载：“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及脏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为乐户。”这些刑事犯的眷属原来并不以此为生，根据统治者的需要，被强行习乐，一但进入乐籍成为乐户，便有别于平民百姓，更没有了人身自由，终身成为在官府从事与乐相关的在册人员。这就是最早的“乐户”。

　　“乐户”虽是贱民，社会地位很低；但衣食无忧，皇粮照吃、奉银照领，当时要想从事“乐户”这一行当还相当不容易。首先教坊司要调教数年，必须会演奏的曲目有“四十大曲”和“小令三千”。经考试合格后，进行资格认证，方可登记入册，成为真正的“乐户”。

　　由于“乐”与“礼”的密切关系，宫庭中就有专门执掌此事的机构，叫太常寺；太常寺中又分出一个分支，叫教坊司，教坊司就是管理教习“乐人”、“乐户”的地方，它的主要职能是服务于宫庭一切与礼与“乐”沾边的事务。顺便说一句，像现在非常走红的“女子十二乐坊”就有可能借鉴了当时的叫法。

　　那么，上党乐户又是从何而来呢？我们从以下几点推测其来龙去脉。

　　一、战争的遗孤

　　上党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史上大小战争无数。战争的主体是军队，有军队就必有“乐人”助阵。战争就有胜负，胜自不必多言，败军中的“乐人”该当如何处置呢？有三条路：1、为我所用。因“乐人”是非武装人员，又有一技在身，常被胜军收编充军并得以生存下来；2、遣散于民间。由于军中“乐人”也是在册“乐户”，为了便于管理，常有被俘“乐人”除籍后被贬于民间。这类人成为民间艺人中的一员，上党乐户中的一部分人就得益于这这种情况而生存下来；3、被杀，和败军将士一样被砍、被杀。像2000多年前发生在高平的秦赵长平之战，20万将士除战死者外，全部被坑杀，这其中就有军中乐人。

　　二、官员的随从

　　上党从秦时设郡始，历经了2000多年。是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在各朝各代中的重要性。朝庭往往指派皇亲国戚及因功而进者前来镇守，这些人中很多都有藩王之类的头衔。从京城来地方后，其礼仪、宴飨等方面都需要有专门的群体为之服务，所以王府中也就肯定有了乐户的身影；加之地方官府和军中的乐户，这也是有一定规模的乐人群体，像唐玄宗在登基之前曾任临淄王和潞州别驾、明朝的沈王府也在长治（今太行、太岳烈士陵园）等。随着朝代的更迭等原因，这些乐户孑遗在本地居留下来，成为乐户的后人。

　　三、迁移而来

　　朝庭政权发生变故。原来的一些宫庭乐人或者一些王权贵族家庭眷养的乐人受主人连累被罚派遣送，随主人移民而来。这些乐户到民间后，一身的乐技成了他们的生存之道。在和民间的俚曲小调、杂耍百戏相结合后，继而又促成了地方戏曲的产生。所以，上党乐户不仅善乐，还会演戏。像队戏、参军戏、傩戏等。各乐户间行当也相对固定，虽然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资料，但通过口传心授留下的段子也不少。这是上党乐户和其它地方乐户所不同的，这些段子是研究上党文化发展史乃至于中国戏曲文化发展史所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是典型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

　　乐户从隋唐设立起到清雍正年间止，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这一群体见证了历史的演变，也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因为各种原因，乐户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一直都非常的低，倍受社会各阶层的歧视和压迫，属于三教九流中的下九流，整个群体被冠以“王八、龟家、行道、吹鼓手”等。清雍正年间废除乐籍制度后，这些人在民间仍操持着旧业，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为人欢唱，替人悲哀。
现在，一些“乐户”的后人已和普通百姓没什么两样，绝大多数人仍旧干着老行当。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不多，艺人们大都以口传心授的形式将肚里的东西传给下一代，很多东西也已经失传多年。笔者进行田野调查时发观，能熟背“四十大曲”、“小令三千”的人已经没有了，连80多岁的老乐人周金水（长治郊区暴马村人）也只能诵出近200首的曲子来。如果再不采取措施进行抢救式的挖掘整理工作，到我们这一代就有可能失传于世。

　　但，正是这些“乐人”、“乐户”和“乐户”后人保存了最优秀的中华文明，传承了最棒的音乐文化，给古上党人民留下了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故人虽已去，八音今犹在，钟鼓琴瑟之声依旧。历史将记住这些创造了优秀文化，传承了古代文明的“乐户”们。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程度的提高，这个群体也逐渐融入了社会，并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过去一些不雅的叫法也逐步换成了铜锣会、八音会、音乐团等。近些年，“上党八音会”这一文化品牌已经享誉三晋、走向全国，1992年的亚运会上有他们的身影，1997年香港回归时有他们的身影，全国最高水平的“成都艺术节”上也有他们的身影；一批优秀中青年乐手还出版了VCD带、磁带等。

　　由于它涵盖了中国音乐的发展史，无论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讲，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是一种宝贵的无形资产，被许多专家、学者誉为文化活化石。是一块璀璨夺目的上党文化的金字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