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县鸣凤班是上党梆子的代表班社，在上党剧坛久负盛名。也是州底派的代表班社。因为它的东家是凤台县（后改晋城县，今属泽州县）东四义村史姓，人们俗称它“四义戏”。史姓住在东四义村东头的太和寨（俗名寨上），所以有些碑碣和舞台题壁写作“太和寨鸣凤班”或“太和寨史宅鸣凤班”。

    从泽州县青莲寺道光九年（1829年）重修玄帝宫残碑“有鸣凤班者，行戏四十余年矣”的记载推算，它成立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前后。又据现在发现的鸣凤班从嘉庆八年（1803年）到民国年间各种年号的35条舞台题壁和青莲寺现存的嘉道年间五座石碑上鸣凤班六次捐输钱财的记载看，它是绵延不断地活动了160年，到解放后，晋城县人民政府在1946年改组为晋城县民风剧团（“民风”二字就是当时用谐音的方法表示对鸣凤班的继承关系的）。

    关于鸣凤班成立的经过，有着丰富的民间传说。据1962年版《晋城县志》载：“东四义史和亭老人说，清乾隆年间，其祖史宗经娶于阳城，鸣凤班随来演唱，被史家留下。后史宗经组织了一些戏剧爱好者和艺人，改编了不少新节目，充实与扩大了这个戏班。”1962年晋东南专员公署文化局李春枝同志访问史和亭时，史和亭还说，史宗经所娶是阳城县城关鸣凤村（又名后沟）白姓之女，鸣凤班就是白家赠与的。李春枝还访问了阳城县城关公社鸣凤村的白继尧老人。白继尧也说听说古时有个老姑姑嫁到东四义，带去了一个戏班。根据《凤台县续志》记载和重修玄帝宫残碑背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太和寨鸣凤班修路碑记上的“户部江南河南司员外郎史捐银拾两”下边的图章文字来看，史宗经是实有其人，也确实生活在乾隆、嘉庆年间，这就证明这个传说是可信的。（按过去的戏班，除班名之外，还有俗称。俗称或以村名，或以东家、掌班名。鸣凤班在阳城鸣凤村时，可能以村名称作鸣凤戏，史家接管后，把俗称用作班名。人们又根据新的班主村名称它为四义戏——这只是推测，仅供研究者探讨而已）。1987年发现的阳城白聚魁墓碑，立于道光七年，是史宗经用“姻再晚”的身份题写。更证明史宗经“娶于阳城”是确凿无疑的。

    据史和亭和鸣凤班最后的东家，80年代健在的史廷秀谈，史宗经之子名叫史溥，曾任福建福宁府知府，告老回乡后曾对鸣凤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钱财，使鸣凤班声名大震。《凤台县续志》上也确有史溥传，他系拔贡出身，曾任工部郎和福宁府知府，特别是还记载有他“所蓄梨园，为一郡冠”八个字，证明了鸣凤班当时在泽州剧坛上的位置。

    鸣凤班所以能久执泽郡剧坛牛耳，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东家重视保持戏班荣誉，坚持自己的流派特色，选择掌班得人，形成了严格的班规。年代久远的史宗经、史溥，现在我们只能在断碑古籍中的片言只字，窥见他们对戏班的重视，到了20世纪初，就有不少故事流传下来。据史和亭和史廷秀说，史家的行戏，一不图升官，二不为发财，只想是搞好戏班名传四方。史和亭是长门，戏是他家的。史和亭之父史斗在清代末年去世后，寡妇孤儿无法经营，就把戏班转让给三门史廷秀之父史寅恭。史寅恭和其妻赵引弟、其子史廷秀夫妻父子行戏近40年，他们坚持维护鸣凤班的声誉，先后选用杨三圭、阎发生等正直、热情、有事业心、肯吃苦的人担任掌班，委以重任，使其有职有权。东家也随班行走，尽力帮助掌班处理疑难事务。阎发生是最后一任掌班，他与史廷秀亲密合作达15年之久，舞台艺术精益求精，对待艺人体贴入微。东家掌班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龃龉。当然，在选用掌班不合适，使戏班活动受到影响时，东家就出面辞退掌班，另选贤能。

    鸣凤班保持自己的流派特色关键是拥有一批自己的富有特色的剧目。它经常上演的有上党梆子《雁门关》《乾坤带》《夺秋魁》《彩仙桥》《金玉佩》等，上党皮黄《苦肉计》《清河桥》《挂龙灯》等，上党昆曲《长生殿》《别母乱箭》《赤壁游》等，上党罗罗戏《打面缸》《打铁》和上党卷戏《卖荷包》《窦老争亲》等。从历代的题壁来看，《别母乱箭》《大赐福》从嘉庆八年（见晋城杨庄村舞台题壁）起，就唱了140多年；《彩仙桥》《对松关》《法门寺》从道光11年（见晋城青莲寺题壁）起，唱了110年；《龙凤簪》《金玉佩》《绣像猊》等从咸丰五年（见泽州县大井村舞台题壁）起，《乾坤带》《金沙滩》《雁门关》从咸丰年间（见晋城黄山河村舞台题壁）起，都唱了90来年。特别是《龙凤簪》《金玉佩》《绣像猊》连台本，据说是鸣凤班东家请上编剧人员，根据小说《铁花仙史》改编的，是鸣凤班独有的剧本。史家还在宅旁修建有花园、凉亭和会客、排戏兼用的房子“方三丈”（解放时旧址尚存）。当时，戏班排上新戏，就在“方三丈”设宴邀请府县官员、文人墨客前来品评，并根据提出的意见及时改正。鸣凤班的本子是从不外传的。据说阳城的郎小喜住在高平苏庄戏上，为了“盗取”鸣凤班的本子，专意到鸣凤班学了三年徒弟，才如愿以偿。后来，在一个叫郝二的任掌班期间，把关不严，不少本子传了出去，不只是掌班不能再当，本人也被逐出班来。

    鸣凤班尊重并爱护老艺人，培养年轻艺人，它的演员阵容是相当雄厚的。在清朝末年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戏班前后有几批驰名上党的艺人参加演出。赵清海先前曾住鸣凤班多年，后来才转入高平三乐意班。以后的著名须生是段发荣和申银洞、曹二土等人。著名小生、小旦先前有宋苟明和李小保，后有阎发生和李子清（小堆），他们分别扮演的《金玉佩》的王儒珍和瑞芝，《访永宁》的刘承裕和韩小姐，《双龙剑》的吴祯和皮秀英，都受到过观众的热情赞誉。著名二净先后有陈喜科和赵德俊（金圪塔），都以扮演《送印杀差》的马强，《烧仓劫监》的鲁梦月驰名。著名青衣有刘雅斗（丫头）等人。刘雅斗演《巧缘案》的御史夫人最为出色。年老后改唱丑角。著名丑角还有杨三圭，他也能演须生和老旦。有了这一批批出类拔萃的演员，鸣凤班才能保持长期繁荣昌盛。

    鸣凤班在行戏的160来年里，还形成了许多不成文的行之有效的班规，不论东家、掌班和演员都严格遵宁，从不违犯：

    采用定份分红制，鼓励艺人提高表演水平，关心艺人生活。鸣凤班以前执行的是老18股分账制，即艺人们13股，东家的箱份顶5股。艺人的13股按艺人的水平评分按分均分。后来实行全体按分分红，每年评分一次，东家箱份10分，最高演员两分半，最低五厘，好演员的待遇顶五个最低的，刺激了艺人的学艺积极性。在生活上则尽量关心照顾艺人，象杨三圭是陵川人，家境贫寒，照顾不便，东家就帮他把家迁来东四义。

    以艺制胜，不使用低级下流的表演。有些人说“鸣凤班三天不动老鼓”，这当然是有些夸张，但鸣凤班多演文戏，倒是确实的。演文戏，要靠艺术吸引人。鸣凤班也演洞房戏，只是点明内容即止，注意刻画角色心理状态。有一次在晋城泊村演出《对松关》，扮演洪月娥的演员表演得有些过火，就被东家批评说：“咱鸣凤班就不许这么干！”

    在保持自己的风格的同时，注意不断地改进。比如《雁门关》的《坐宫》，原来杨八郎是全场[四六]一唱到底。曹二土在长治住了几年，回来后换了一段[一马三箭]，就比原来的委婉缠绵，符合角色情感。

    “输戏不输过场”，“送人戏不哄人”。有些班社“打对台”，总想以奇取胜，使劲敲打，大声吼叫。鸣凤班却从来不搞那些“外三道”。有一次在晋城南田社村和一个泽州秧歌班打对台，观众大多数都拥到了秧歌的台下，但鸣凤班还是斯斯文文认真做戏，博得了村内社首们的赞誉。有些班社在夜场剧目演完观众不散时，常由几个小徒弟登场敷衍一下。鸣凤班却坚持由主要演员出台，有时候能一直唱到第二天天明。

    唱完戏，社房给那个演员“表”多少“盘缠”，鸣凤班和它的演员从来没有磨磨蹭蹭要求增添过。也不准任何人去社房额外索取什物。人们都说：“鸣凤班不争，咱也不能少给。”

    直到现在，许多老人都还在怀念鸣凤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