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写农村的铁笔圣手”赵树理，不仅是一位驰名中外的作家，同时还是一位戏曲爱好者。有关赵树理生前与戏曲的故事在群众中广为传颂。

    赵树理出生在上党梆子的故乡。他的祖籍山西沁水尉迟村一带，村村都有八音会。闲时，人们围坐在一起，打着锣鼓清唱上党梆子，老百姓把这种形式叫作“唱围鼓戏”。赵树理的父亲赵和清，就是村里八音会的琴师。因此，在这种氛围里成长的赵树理，从小就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和兴趣。

    乡亲们记得，他10岁时就在赶着毛驴驮煤的路上，和小同伴们在沁河岸边的沙滩上头插柳条，手执树枝，嘴里念着“咚锵咚锵”，表演“张飞大战牛皋”。到了16岁，他已经成了八音会的全把式，常和大伙儿一同演奏，参加迎神赛社。上党梆子的《雁门关》、《乾坤带》、《诓舟》、《跳花园》等剧目，他都能全本背诵。20世纪30年代，他在太原常去西缉虎营，和住在那里的老乡们“唱围鼓戏”。

    1956年，赵树理在北京接待尼泊尔作家代表团，闲聊时给这些异国的同行们清唱了一段上党梆子。他说：“这是上党梆子第一次招待外宾。”1958年，他在原苏联塔会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在莫斯科的一次舞会上，他受人之邀，把上党梆子的基本功“三把”表演了一番，深受与会者赞许。为此，他自豪地说：“咱上党梆子也出过国。”即使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伤病缠身时，他也不忘和小外孙挥舞着鸡毛掸子，在家里表演上党梆子。对此他也有一说：“这是黄连树底下弹琴——苦中作乐。”

    赵树理除了爱唱家乡戏，还热衷于戏曲创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根据京剧《生死恨》改编成上党梆子《韩玉娘》。还创作了反对异族压迫的剧目《邺宫图》，以及现代戏《万象楼》。这几出戏当时在根据地流传很广，起到过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当地老人们至今记得襄垣县的张木和扮演韩玉娘，唱得声情并茂，被誉为“太行第一旦”，演《万象楼》时，演员没有经验，抽纸烟时，用手指拨拉开戴在嘴上的长须，插进去，令人捧腹……

    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戏曲创作的热情更加高涨，佳作迭出。尤其是泽州秧歌《开渠》(写贫农韩金山开渠的故事)影响很广。全剧除一句喊话外，966句唱腔一唱到底，有时一句唱词由两三个人轮番唱。有人说他：“写这种土东西你不怕丢脸？”

    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要丢也是丢赵树理的脸，与你不相干！”该剧演出后受到一致好评。1963年，《人民文学》6月号全文刊登了该剧的剧本。

    赵树理涉足戏曲创作或者改编剧本，不乏影响深远的力作。《三关排宴》是上党梆子的传统戏，1962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好评如潮。这其中就凝聚着赵树理的大量心血。原来，1956年当时的长治专区组织了演出团赴京，因所带节目并不令人满意，赵树理急了，就请了几个专家到团，对节目进行点评，结果专家们对《三关排宴》十分赞赏。

    赴京归来，经过多次加工，在省内3次会演中，《三关排宴》都博得了盛誉。于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其搬上银幕。然而，剧团已经到了长影，省内还为此争论不休，提出几个修改方案让长影挑选。一时间，长影无所适从，只好用“剧本还没改好，改好了我们一定拍”的托辞，把剧团又推回山西。赵树理得知情况后，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设想。

    最后省里相关领导表态：如果赵树理能执笔修改，省里将不再作审查。长影欣然同意：“如果赵树理修改，改成啥我们拍啥。”于是才“逼”得赵树理担起这副担子。他受邀到长影，和十几位名编剧、名导演热烈地讨论了3天(长影的亚马厂长说这是“赵树理舌占群儒”)，改写了两次，才使这一朵“太行山花”在银幕上与全国观众见面。

    创作现代戏《十里店》的经历是坎坷。“文革”中，赵树理曾经说过：“我是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构思《十里店》之前有一段故事。1963年，赵树理从北京回长治市的曲里(现属潞城市)参加“四清”试点。这个村在漳河东岸，办有陶瓷厂、砖厂、木作组等企业，一个劳动日分值1元钱，108户就有80多辆自行车，在当时的农村是个很富裕的村子。

    可是因为支书张存昌是中农成分，又重视副业，就被认为“有问题”。赵树理在曲里村住了半个多月，要走时也没发现张存昌有什么大问题，于是嘱咐留下来的人“不要把张存昌‘烧焦了’(批斗过火)，这个村将来还得他领导。”参加“四清”试点的这一段经历，就是赵树理打算创作《十里店》剧本的缘由。

    1964年，赵树理应邀为家乡晋东南写现代戏，为此曾到陵川县黑山底大队深入生活，终于写成了上党梆子现代戏《十里店》。当年9月份《十里店》参加省里会演，演了一场就被“枪毙”。后来经华北局书记李雪峰看后说了“修改修改可以演出”的话，赵树理又改了几次，分别由晋东南专区和晋城、阳城等地的剧团演出，虽然很受欢迎，但诋毁之声也不绝于耳。“文革”中，《十里店》受到牵连，又横遭批判；直到1978年《人民文学》5月号将剧本发表后，随着赵树理冤案的平反，该剧才得以彻底平反。